曾蔭權實不能也？

昨天鄭經翰先生於《信報》撰〈曾蔭權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一文，指出泛民主派要求特區政府承諾不遲於二○二○年落實取消功能組別是「強人所難，不可能辦到」。理由是，《基本法》規定如要修改二○○七年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必須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除非佔立法會議席半數的功能組別議員願意放棄政治特權，否則任何取消功能組別的政改方案必然不夠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鄭於文末的結論是，「曾蔭權實非不為也，而是不能也」，最多只能「向人大常委員提交報告，建議修改《基本法》的規定，以便可以順利落實真正雙普選的目標」。

功能組別議員是否願意放棄口中肥肉？單看連民主派也有人多次連任功能組別議席達十多年之久，可思過半。鄭判斷功能組別議員不會甘於「自宮」（自行去掉手上特權），是道出人性。然而，把曾蔭權形容為「實非不為也，而是不能也」，卻未免把問題簡單化。

《基本法》除了清楚指出立法會產生辦法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見附件二），也明確指出最終目標是「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第六十八條）。由於《基本法》只訂明立法會議員可無須政府同意提出不涉及政治體制的法律草案（第七十四條），加上二○○七年全國人大的決定指出「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決定第三點），特區政府不可推卻改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責任。

特區政府不能一方面承擔《基本法》託付的責任提交政改方案，另一方面卻無視《基本法》訂明的普選目標。以功能組別不會放棄政治特權為由而不推動普選，特區政府何時變得如此窩囊？更何況，假若曾蔭權真的只要求人大修改《基本法》以便落實普選，而人大又竟然同意，那末逼迫功能組別議員集體「去勢」的罪名，豈非便由人大承擔？這是名副其實的借刀傷人了。

其實泛民主派成員的主張各有不同，除了爭取政府承諾不遲於二○二○年落實取消功能組別外，也有要求在二○一二年全面直選者。是故，泛民才有各行己路之舉，既有人推變相公投又有人欲與中央對話。至於所謂建制派也有不少聲音提出一些方案。反觀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不單維持功能組別的半數比例，主事的官員更只不斷重覆人大的決定，即二○二○年「可以」普選立法會。如果不斷強調某個時候「可以」做某件事就等於推動那件事，莫非警察光「呼籲」犯人放下武器便能擒兇？

既然《基本法》訂明最終目標為普選立法會，特區政府就應當推動社會向此方向前進。政府的政改方案裡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提議，美其名在二○二○年「可以」普選立法會之前，藉由增加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來「增加民選成份」。但所謂「增加民選成份」根本沒有向普選目標邁進一步，一則功能組別的比例一模一樣，就如球賽比數由一比一變成二比二，形勢壓根兒沒有改變；二則假如鄭所言屬實，功能組別議員不會願意放棄政治特權，多加五個功能組別議員就是多放五塊攔路石，擋住走向普選終極目標的路。

曾蔭權「不能」解結，便只好耍盡虛招推出偽政改方案，卻又有意無意間把結收得更緊，令普選能變得更遙遙無期。這或許便是「無能之能」了。

尋味

英國有商人發明一種新醬料，聲稱可以令食物增添鮮味。這種名為「味道五號」（Taste No.5）的濃縮鮮味，索價約三英鎊一支，將於英國多間超市發售。

一直以來人們都相信鮮味來自新鮮食材，至上世紀初由日本人發現鮮味的主要成份原來是麩胺酸單鈉（Monosodium glutamate）。後來有日本企業大量生產這種東西，也就是我們經常在食店貨倉找到的「味之素」。這次英國人的「味道五號」，據說乃經精心研製，以多種食材製作。這是味精發明百年後的再進化，還是老產品再包裝？

數年前偶然到訪灣仔一間零食店，產品很多樣化，有蝦片、芋蝦、泡菜和乳酪等。賣零食不稀奇，奇在店主說這些產品曾由不同地方的人試食，經反覆調配，混合出代表各地人士的口味，各有編號。例如某個號碼的芋蝦是廣東人最愛，東南亞人偏好另一個號碼的，北方人又總覺得某個號碼的最合胃口。聽來有點不同思義，出於好奇便blind test了數款（一如當年百事與可口可樂的單盲試驗），最喜歡的果然是號稱最合港人口味那款。店內的其他產品一樣有多種口味，都是店主的「自家作」。

雖然這些零食包裝簡陋（那些泡菜和乳酪都放在家用食物盒置於冰箱而已），也姑勿論味道好壞，這種用心鑽研食味的態度，卻是快餐當道味精橫行的今日香港所罕見。以往外國人以中國餐館症候群（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形容因吃下含味道食物引發的敏感症狀，想是中國餐廳倚靠味精挽留食客所致（或許也帶歧視色彩）。後來老外發現味精的「妙用」也禁不住誘惑，現今歐美生產的零食，查包裝袋所示成份味精總有一席之地。堅持天然方法烹飪的食店倒變得罕有，一如有機蔬果般，量少而價高矣。

「左仔」的代價

讀週日《明報》安裕〈天地有正氣〉一文，刺中一個纏繞心頭很久的問題，誰還可堂堂正正說自己「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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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裏有的朋友是值得尊敬的，我說的左派是狹義上的左派，用今天流行的表達方式來說那是親京派。不必為賢者諱，陳婉嫻的豁達大度早已是政圈美談，本來回歸前的鄭耀棠也很好，可是一濶臉就變，當上行政會議成員後的鄭先生變得不堪，元旦中聯辦遊行後忽然蹦出一句「北京震怒」，我把那天穿西裝的鄭耀棠從此剔出可敬左派的名單…

到底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抑或是確確實實變了質，香港的左派這些年實在令人失望。那天公民黨社民連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以民建聯為首的左派陣營議員集體走出議事堂，還特意留下那陳鑑林提出點人數的請求，務求會議流會為止，務求不讓那五位議員說不出一句話為止。那是令我深深感到香港左派脫離群眾的一天…

當工聯會的王國興步出議事堂大叫大嚷的那刻，我想到一個人的名字﹕張志新... 文革期間，張志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執行死刑前，官方怕她吶喊，竟先割了她的喉嚨才送上刑場。左派議員集體退席那天在時空文錯之下，議事堂變成了鬥垮鬥臭反革命分子的刑場，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梁家傑陳淑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港版張志新，霍然而起並離開的尊貴議員的是面目猙獰紅衛兵…

那天晚上，我找出回歸後立法會因為議員退席而流會的資料，那次是立法會準備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去世默哀。讀了網上檔案，我心裏感到深深的哀傷，香港的左派什麼時候淪落到這個地步，我在想，是不是傳媒或評論人或所有像我這樣搖筆桿的，應該從此把「左派」這兩個字從這些人身上拿走，乾脆叫他們親京派好了…

在中國的改革歷程裏，沒有人會否定趙紫陽的貢獻，至低限度，四川一億人民在文革剛過的蹣跚日子裏有過「要吃糧，找紫陽」之說，三餐溫飽在剛結束批鬥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是綱的天府之國是天跌下的厚禮。這幫左派議員究竟為甚連向功在人民的趙紫陽去世表示哀思都要用敵我之間矛盾的二分法對待，非得不要把動議默哀的民主派打翻在地再踹上一腳不可？

香港的左派從來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從上世紀初的省港澳大罷工的工會組織，到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鬥爭的死傷枕藉，香港左派走過直路也走了彎路，但哪個時候的左派是像今天那樣要依附權貴？也許會有人說，那年頭是港英殖民時代，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天翻地覆慨而慷吶。我不同意這種砌辭，今天香港的左派仍是以工會力量為主，雖然左派裏自命品牌高人一等的民建聯一些人不是這麼想，但我完全相信，從陳婉嫻到黃國健他們都不願趁這趟渾水。只要在工聯會過了幾年集體政治生活的，肯定像陳婉嫻那樣感到難以與同區的盟友陳鑑林為伍。這不是說陳先生人格有問題，而是陳先生及其背後的民建聯，與其說他們是左派，毋寧說是保皇黨也會更恰當…

當社會不分左中右都對羅海星的去世寄以哀思，紀念他在中華民族大是大非關頭的英勇行為而三鞠躬的時候，香港當下紅得發紫炙手可熱的左派同志應該反躬，到底是什麼搞得香港的當紅左派裏外不是人遭人唾棄？答案是少了自省…

我想說的是司徒華的愛國。回歸之前，社會傳言左派傳媒鮮見對司徒華人身攻擊，儘管他是中共眼中釘的支聯會主席，但左派陣地對司徒華卻是迹近迴避的拒絕兵戎相見，有說講法來自新華社官員﹕司徒華是真正愛國的…

不是以新華社來形容或叙述什麼，也不知這一種說法是真是假，但這句話卻反映出人們是認同司徒華是愛國的，而這愛國，是中國，不是今天一些人捧到上天的中共。愛中國，不代表愛中共，把中國和中共分開，這是司徒華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項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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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區議會選舉論壇，曾有這個有趣而可悲的場面：梁安琪（不是四太太）質問尋求陶君行（2010年初剛剛當選社民連主席，同時又剛巧被控於去年十月一日襲警）究竟是「泛民」還是「左派」，縱使陶先生不斷解釋，梁小姐依然要把「泛民」和「左派」區分。（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ZM7qsByjwf0）

關心社會的人，不少都曾墮入這種二分的矛盾：自己的理念是右還是左？我支持五區公投，那我算右派嗎？上谷歌或維基百科輸入「Political spectrum」可找到相關理論；不想讀文字的，可找「Nolan chart」（雖然諾蘭曲線只是其中一種表達手法，卻是很易懂的政治ABC）。（過份）粗略的說法是，以政治理念定位，擁護個人自由在左，反之在右；以經濟理念定位，支持自由經濟為右，反之為左。把兩條線性光譜結合，就能得到一個平面圖。明白這些，就明白為甚麼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會被形容為左傾，對比相信保守主義的布殊政府，出手干預市場又在人權自由上更出力的奧巴馬自然較左（雖然民主黨的國家主義和經濟右派思想亦很重，但在個人自由觀之又比共和黨較左）。

偉大祖國的現政權上台前，政策綱領上承馬列思想，有濃烈的左傾意識，觀反當日的國民政府就是大右派。到打下了江山手握權力後，右手漸漸壯大，把左手都壓下去，甚至發生所謂「反右運動」這種本質上就很右的事情。既然政權以「左」自居，擁護者便自稱「左仔」，反對他們的居然都等於「右」了。

又因如此，很多香港人開口閉口說自己屬於左派，甚至前綴「傳統」二字，然而思想卻非常右。一個「左」字在香港，幾乎等於「建制派」＋「親中／京」＋「非泛民」。最近讀梁文道《常識》一書，〈西方傳媒不是鐵板一塊〉一文提到，「本來嘛，我從馬克思追讀到齊澤克，思想上一直自認是左翼分子，香港還有人批評我想復活共產主義呢。 偏偏內地卻有人見我老講民主，於是將我歸類為右派，甚至推測我一定是美帝走狗。 查『左派』一詞本來就源自法國『三級會議』上坐在國王左側的激進民主派，左派不講民主難道還要讓右派講嗎？」

沒有梁文道的博學，但他的處境我也身同感受。每次和別人說起政治取向，只要以「左」字形容自己，幾乎肯定換來嘲笑。然而多談幾句後，總是發現那些自稱「左仔」的，思想竟然都比自己右。不怕自稱「左」，卻也不想每次都要花唇舌解釋甚麼是左（然後對方還是堅持自己才是左），又或者被支持民主者痛罵，到最後這個「左」字已不能堂堂正正說出來了。

在香港，或許這就是做一個貨真價實的「左仔」之代價，一如真正愛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華叔，莫名其妙變成「漢奸」數十年了。

月巴女且

週末逛影音店，櫥窗剛換上全新推介唱片，是睽違多年的張學友。介紹文宣不外強調音色和實力，寫不出甚麼新花樣。卻有另一件事令我的眼珠停留。是一首歌的名字：《月巴女且》。

 

中文字的方塊造形，令文字在通訊以外平添玩樂之效。每逢新春喜慶，總見「招財進寶」四字合拼的揮春。多年前曾設計一個網頁參賽，內容關於收藏品，便把「玩物」二字拆開取名「王元牛物」。無用之物強要收藏正是「玩物」也。

 

《月巴女且》卻非遊戲文字而是傳情達意。張學友以往曾藉「給朋友」一曲悼念故人，今回取《月巴女且》為歌名，想必為紀念已逝者。時光飛逝，一晃眼沈殿霞離世已兩年。把「肥姐」二字脹大一倍，切合沈殿霞的肥胖身型，是神來之筆，十分傳神。以其別名玩文字把戲，也正對香港人對她的愉快回憶。從來傳頌多時的歌曲，多以動人歌聲或雋永歌詞聞名。這首《月巴女且》，卻是見其名必想起其形，叫人懷念「開心果」家傳戶曉的笑聲。正如歌詞這一句：「誰愛上笑這就叫念掛／因你的笑照顧着大家」。

新浪潮‧80後

當法國新浪潮（New Wave）電影導演伊力盧馬（Eric Rohmer）逝世消息傳出之時，我正在重看徐克導演的《倩女幽魂》。或許由於徐克在美國修讀電影，很多評論說他的作品風格較為西化。其實，這位香港新浪潮導演的電影也經常以國家、香港和民族為題。

他早期的《第一類型危險》充滿無政府主義色彩和反殖民意識。《上海之夜》透過小人物在戰前戰後的錯過又重逢，道出處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人如何在離開與留下之間抉擇。《黃飛鴻》系列的一代宗師，在清政府和西洋列強的夾縫中保家衛國，尋找「民族」二字意義，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改編《笑傲江湖》的《東方不敗》，以宦官禍國的明朝末年為背景，比照九十年代以來神州吏治敗壞的景況也饒有深意。

和徐克一樣，其他香港新浪潮電影導演，例如譚家明、方育平和許鞍華，一樣曾負笈海外進修電影，一樣通過電影省思社會現象。譚家明《烈火青春》描寫新世代的離經叛道，方育平以《父子情》側寫社會急速發展之時傳統家庭觀念與年輕一輩的矛盾。許鞍華更是一直堅持拍攝社會題材，從《投奔怒海》到兩集《天水圍》，二十多年來一直旁敲側擊各種公共議題。

新浪潮電影的老祖宗，六十年代一批法國新銳導演和《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雜誌影評人，正是鼓吹通過電影反映和批判社會。在風雲變色的七、八十年代，一眾年輕導演去國數年紛紛回流香港。經過文化差異的洗禮，故園在他們眼中已是換了人間。他們以嫻熟的技藝、批判的手法和敏銳的觸覺，以電影重新探索自己的家鄉，毫不留情點出社會的陰暗面。這些都是「海歸」創作人故土尋根的肺腑之言。徐克曾說：「我的影片比較多以動亂時代作為背景……可能這是我自己作為海外文化工作者心結的外露，也可能和香港近十年來處於不安的狀態有關。」（見〈既是末世，又是創世的開始─專訪徐克〉，一九九二年十月號《明報月刊》）


今天，香港正經歷另一個不安的十年，居港權事件、廿三條立法、領匯上市、政制改革、人大釋法、清拆皇后碼頭及天星碼頭、消滅囍帖街、興建高鐵……社會事件此起彼落。當新浪潮導演北上的北上、停產的停產、退休的退休，社會正冒起另一批同樣年輕、同樣把激情化為力量的新生代。他們在網上月旦時事，跑上街頭為公義抗爭，喊出心底裡的香港價值，一如新浪潮導演以電影明志。

有人說這些社會議題和年青人風馬牛不相及，他們的拍拖勝地並非皇后碼頭，未曾光顧過囍帖街的舊式印刷店，更不用說像菜園村居民下田幹粗活。但正如一名反高鐵青年在電視訪問所言，這一代人從出世便活在繁華都市之中，沒有見過田野風光。香港從哪裡來，老人家口中的鄉土情，對他們來說實在太遙遠。過度發展掏空這裡的歷史和文化，整整一代人成了失去自我身份的遺民。一如新浪潮導演重訪舊地尋根，年青人保衛皇后天星這些不屬於他們的歷史，嚮往菜園村的鄉郊生活，其實是重新認識家園，為記憶補回失去的意義的一段歷程。

可惜，社會未必（願意）明白他們的心態。正如港英管治者把反政府的《第一類型危險》列為禁片，特區官員亦沒有視年青人為社會的持份者，只懂矮化他們「最關注的可能是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或者在答問大會說關注他們的不滿，卻拒絕與數步之遙的絕食青年對話（然後繼續不明白他們的想法）。又如《父子情》裡的嚴父謹守傳統觀念，社會大眾依然覺得年青人「少不更事」，不懂為「長遠發展」及「整體社會利益」着想（縱使他們關注的公義、民主和自由比經濟發展影響更深遠）。他們在大眾眼裡，或許類近《烈火青春》裡叛逆青年的形象（當然，社會上也有長輩按自己意願倒模生產的「優秀學生」和「傑出青年」）。

說到底，假如觀眾買票入場全為娛樂，他們就只懂以顧客心態看戲，批評影片不符合心目中「好戲」的標準，而不會覺醒對白正是說給自己聽。接連數個週五在皇后像廣場目睹途人如何指責年青人，看過《城市論壇》裡老中青舌戰，見過專欄作者對他們口誅筆伐，我不難理解社會為甚麼要標籤這一班關注公共事務的人為「80後」。一直以來，我們都把自己看不懂的電影通通歸類為「文藝片」，從不考慮買票入場。

去年台灣有一部名叫《不能沒有你》的「文藝片」，內容由真實事件改編，指控官僚害苦人民。電影除了在業界廣受注目，獲得金馬獎數個大獎，媒體曾廣泛報導。官員也趨之若鶩，有市長包場請市政人員觀看，總統馬英九甚至帶領官員同看，看罷更語重心長呼籲政府避免官僚文化。反觀香港，大家都缺乏虛心納諫的心態，《等候董建華發落》和《三條窄路》等探討社會問題的電影沒有得到官員的青睞，也沒有引起社會上太大的關注。此所以五區苦行於大眾而言，不過是打鑼打鼓的嘉年華；市民爭相拍攝苦行者，是要記下鬧市奇觀。

徐克曾以這一句形容自己在九七問題出現後的創作心態：「既是末世，也應是創世的開始。我們何不用創世的精神去面對末世，這麼一來，創作更有生氣，作品也更有劇力。」（見〈既是末世〉一文）即使過去數年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投入啟蒙浪潮的年青人卻越來越多。屢敗屢戰的背後，保衛家園的推動力，就是要令香港重生的心態。這不是甚麼「80後」的躁動，是「新浪潮」經已席捲而至了。


原刊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信報》

齊齊玩鋪勁

公社兩黨剛公布五區公投，旋即惹來反對意見。民建聯的聲明說五區公投「只有破壞」、「無建設性」和「極不負責任」，認為香港沒有公投法例，藉由補選推動所謂公投是欺騙選民。公聯會鄭耀棠則批評此舉耗費公帑，要求辭職議員向市民交代。

敢問一句，有何不可？補選花費納稅人金錢，又要動員政府人力物力，這些都沒錯。然而法律容許議員辭職，補選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既有的規定。簡單來說，是利用現有機制達到政治目的。

某些政黨似乎對同儕這樣借機制「玩野」深感不滿。最近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高鐵撥款，議員按議事規則接連發問，開會逾十小時仍未能表決。有議員指財委會主席劉慧卿把關不力，建議提出不信任動議，亦有議員批評立法會職員，指其協助反高鐵者玩「拉布」。

玩弄機制於政界是司空見慣。當年曾先生搬入禮賓府，翻新兼加建魚池共花費一千四百五十萬，剛好低於撥款一千五百萬元必須立法會批准之限。資助市民換慳電膽由電力公司出手，卻同時加電費，恰巧又是明目張膽借利潤管制協議「過橋」。

這次反對黨不敢搞武力革命，只利用機制叫市民表態，實在只是以卵擊石的卑微要求。回歸後立法會保留不能代表普羅市民的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只有否決權沒有提案權，任命行政長官沒有經民意授權，政府還可隨心所欲要求人大釋法，這些都是根據中央精心編制的《基本法》行事。既定下遊戲規則，又掌握所有行政資源，根本是「揸莊又買閒」的手法，兩手牌都在控制之中，誰夠膽（也夠蠢）落場玩就已經輸掉一半。難得有賭仔找到機會「博一鋪勁嘅」，那些日日舔莊家屁眼，鋪鋪扮買閒其實靠莊家檯底回佣開飯的爛賭鬼，卻又深恐挑戰者行運「扑中」，於是局還未開便先跳出來詆毀人家「出千」。輸打贏要，抹黑打壓，如此醜態畢露只為區區五斗米，其人腰骨會有多直？

這些爛賭鬼一直否認變相公投可信性，卻又說考慮派人參選。假如他們勝出，便可既得席位又吹噓市民接受政府的政改方案；要是輸掉則可淡化成「不算公投，只不過是補選議席」。這種招數，好聽一點是進可攻退可守，實則是怕輸。真有腰骨的，應該鼓起勇氣正面迎戰，說服市民擁護你們的政改方案。

其實，中央早已佈下天羅地網，通過機制把香港前途牢牢抓住。不論支持或反對政府者，從來沒有機會真正向大莊家表態。所謂變相公投，反政府者固然可表達意願，追隨領導指示的人亦未嘗不可藉機拉攏市民。真正得民心者，自然得到選票。香港人，何不放手一博，真正玩鋪勁？

木村拓哉．政客．演技

木村拓哉主演的電視劇《CHANGE》正在免費電視高清台播放。年前上戲劇課，老師多次推介木村，誇讚他的演技細膩。當時此劇未有在本地電視播放，只能於網上一睹木村的風采。

看罷頭幾集，未有洗脫他一向給我的偶像感覺。驚喜由第四集一個技術問題開始。話說那個影像檔案壓縮出錯，聲畫脫軌，所有聲音總比畫面慢上幾秒。木村嘴巴動作頻繁卻無一言半語，很是討厭，於是我乾脆熄掉喇叭。意想不到的是，單憑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我竟然大概知道木村的情緒！我開始明白，木村的戲究竟好在哪裡。

戲劇訓練常玩一個名為「Gibberish」的遊戲，玩法多有變化，最常見是先設一個簡單情境，例如「晚上到廟街吃煲仔飯，麥當娜來搭枱」，演員要令觀眾明白這個情境是甚麼，但不能說出有意思的對白，所有話語都變成沒有意義的聲音。純粹利用動作、表情和「@#$*&~@&!*#」的對白演戲，能考驗演員的能量和感情運用。我相信木村玩這個遊戲大概不會覺得很困難。

木村在《CHANGE》的功能很吊詭，戲內他由小學教師搖身一變成為日本首相，卻完全不懂政界的口蜜腹劍。戲外他是演員，要扮演戲內滿腔熱血的政壇新丁，演技不能著跡。由一個有多年演齡的演員扮演一個不懂做戲的政客闖蕩爾虞我詐的政圈，究竟是要演還是不要？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正如當年林青霞演《笑傲江湖》中的東方不敗，一個女演員扮演一個本為男兒身卻自宮了的武林高手；和袁詠儀演《金枝玉葉》裡女扮男裝的歌手，吸引不識底蘊的唱片監製，令其深陷性別意識危機，而唱片監製一角卻由張國榮擔綱。顛覆性別身份正是這兩部電影的主題之一，而由知名演員扮不懂裝模作樣的純情政客或許也是《CHANGE》編劇的精心安排，隱然影射刻下政界生態。

經常聽到有人說政客為利益欺騙人民。昨天讀《香港經濟日報》，鄭丹瑞分享零九年十件個人大事，其一正是「不再相信那些滿口仁義道德，假民主之名，達一己私利的政客高官」。阿旦沒有介紹他如何看穿政客的面具，或許是數十年人生閱歷使然。要速成如斯鑑貌識人之術，可以試玩「變種」Gibberish：下次看電視新聞時關掉聲音和字幕，單靠眼睛，看你從人物的表情和動作捕捉到甚麼信息。我試過，非常好玩，保證令你眼界大開。

請用專業說服我，高鐵該不該？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天將繼續討論高鐵撥款，場內大戰未始，場外已血肉橫飛。一眾署名「一群五十後工程、建造、規劃、財務及法律界別專業人士」於週三登廣告支持政府方案，翌日即有另一群同樣自稱「五十後」的專業人士登廣告表示民間「錦上路」方案更佳。前者反對把基建項目變成「政治工程」，又指「錦上路」方案「假專業」。

高鐵是基建工程，變成政治議題有何不可？「政治」乃管治眾人之事，這個項目花費六百多億，皆為港人血汗金錢，我們為何無從置喙？「政治」二字絕不醜惡，污名不過由政客劣行而起。現在，這些專業人士左一句「專業」右一句「專家」，莫非「專業人士」就比「政客」優秀？

專業二字，「折騰」多少香港人。英國治下香港，除了富商巨賈，華人好慕物質生活只能靠擠身成為專業人士。是故社會上有「三師」之謂，高材生多選律師、醫生、建築師、會計師等學科，文史哲與社會科學則等而下之。據聞當年港大首設法律系之時，有些學生寧願重讀大一也要轉讀法律。大眾對專業人士甚為尊敬，不少專業的社會地位頗高（收費亦同樣很高）。

要向各位高學歷高收入的專業人士請教，你們怎樣解釋「專業」二字？查手邊的《簡明牛津英語辭典》，Professional作為形容詞有「engaged in an activity as a paid occupation rather than as an amateur」之義，名詞則可解作「a person having impressive competence in a particular activity」。

「rather than as an amateur」即不是普通生手；「impressive competence」則是有優秀才能。一件事情，假若任何人都能辦得好，也就不需要甚麼專業。又由於這些專門問題往往影響甚大，專業人士的技藝定要達至優良水準。此所以割盲腸要由專業醫生操刀，剪指甲卻人人可為之。專業人士學的是專門技術，為的是幫助普羅大眾解決專門問題。

選址方面，為甚麼要拆菜園村？政府說為了興建緊急救援站。為甚麼要有緊急救援站？政府說要符合消防安全需要。這個「消防安全需要」，是法例要求、國際慣例還是最佳作業守則？外國高鐵有沒有同樣救援站，若有又如何選址？政府說「該選址是影響最少居民的方案」，但仍有「一百五十戶將受收地影響」，是否意味高鐵沿線二十六公里沒有其他影響更輕之地，只有把緊急救援站不偏不倚放在菜園村？（註一）政府說利用石崗附近空地建救援站「須要興建淺層引路隧道以接駁主綫隧道」，又說「加上其他技術考慮，須要回收更多土地和影響更多住戶」（註二），這些說法何來？淺層引路隧道的造價比諸收地賠償如何？所謂「其他技術考慮」又是甚麼？

總站為甚麼要設於西九龍？「錦上路方案」轉車至市區的額外時間，對長途客有多大影響？西九龍是否內地長途客最想踏足之地？本地北上客到西九龍上車又是否「就腳」？香港人口最多的新界東與新界西，居民會特地坐車南行至西九龍再北上嗎？

建築方面，為甚麼要有一個地底十八層的西九龍巨型總站，面積要比旺角站大三十倍？高鐵是否會比繁忙的港鐵擠逼三十倍？設總站於地上，會比下挖地底十八層便宜和省時嗎？屋宇設備裝置會因為把總站設在地底而更貴更複雜嗎？鐵路途經大角嘴樓宇地底，會造成結構危險嗎？

法律方面，已有報章指出由於基本法不容跨境執法，高鐵或未能實行「一地兩檢」，旅客要花額外時間過關，政府亦認同「都提及高鐵的乘客如果能一地兩檢，將會有很大的優點」。究竟「一地兩檢」是有還無？政府的回應是「這會涉及非常複雜的法律問題…我們今天只會在車站的規劃上預留地方…在現階段，我們說一地兩檢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亦覺得要進行一些較深入的研究…我們現時仍處於研究階段。」（註三），以及「當局已成立專責小組，深入研究…並會與內地相關部門展開討論。不論討論結果如何，我們已在西九龍總站的設計中，預留足夠地方設置 『一地兩檢』的口岸設施。」（註四）換句話說，雖然仍未解決法律問題，政府想「上馬」就硬「上馬」？

經濟效益而言，政府預算高鐵每日開138對列車，假如每班列車載客一千人，每日要有近十四萬人乘高鐵來往中港兩地才「爆滿」。政府預測至2016年每日客運量爲99,000（註五），即約七成入座率。如此高的使用率是否可信？

對於高鐵這個「基建項目」，有沒有專業人士為我等市民，以我們的語言解釋以上專業問題？我們應該相信這些專業意見嗎？數天前有工程專業團體表態支持政府方案，該專業團體的報告書指出「The Institution agreed that XRL must be built in order not to have Hong Kong being “marginalized”.  It is imminent.」（註六）從何時開始工程專家連政經發展亦要發表「專業意見」？更何況工程專業團體的主席是國際顧問公司高層（註七），該公司承辦政府不少基建研究報告和設計，有基建便有飯開，支持政府方案背後會否有利益動機？至於鐵路途經樓宇地底，政府表示「高鐵香港段隧道應不會影響地面的建築」，但卻是「根據港鐵公司的評估」（註八）。一家將會經營高鐵的公司，我們應該相信其「專業」判斷嗎？

為甚麼社會需要「專業人士」？你們的作用是甚麼？大眾把「專業」的光環加在你你們身上，把「眾人之事」託付給你們，「專業」是你們的承諾。這次高鐵事件，你們有本著良知按專業知識出謀獻策嗎？「專業」二字是代表可靠，還是搪塞大眾知情權和發言權的擋箭牌呢？

各位「專業人士」，請用「專業」說服我。別再有事無事「專業」一番，把人們對「專業」最後的一絲尊重都抹掉。

註一：運輸及房屋局就高鐵香港段撥款事宜的回應，http://www.thb.gov.hk/tc/psp/pressreleases/transport/land/2009/200911291.pdf

註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進展報告，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0917cb1-2582-1-c.pdf

註三：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紀錄，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floor/cm1125-confirm-ec.pdf

註四：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1022-thb200910-c.pdf

註五：同註二

註六：http://www.hkie.org.hk/docs/news/Express_Rail_Link.pdf

註七：http://www.hkie.org.hk/eng/html/aboutthehkie/orgstructure/presidents/aboutthepresident.asp

註八：同註四

新紮師弟

填充題：請寫出三個形容第四代香港人的詞語。（建議答案見末段）

早前參加一次培訓，講題是老生常談的「如何有效管理員工」之類，參加者俱屬主管級。甫開場，主講者即以出生年代分類員工，榜上有名的是戰前一代到「90後」共五類，接著大談他們的性格特徵如何影響工作表現。我瞄了一眼那張簡報，心下納悶：這不就是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混合黃明樂的《港孩》嗎？難得主講者還煞有介事吹噓這套觀點如何精闢獨到。

好戲接著登場，主講者向台下提問：「你們的下屬應該有不少第四代人，要管好他們想必遇到不少困難吧。你們會怎樣形容第四代人的工作表現呢？請討論一下。」本來寂靜的講堂忽然熱鬧起來，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開始連珠炮發，大吐管理第四代人的苦水，刻薄、尖酸、輕蔑之言不絕於耳。

OMG！講者先生，好歹你也是一名資深管理顧問，難道竟不知道年齡歧視是職場大忌，還要大搖大擺鼓吹嗎？還有，各位親愛的同事，你們知道自己在和誰說話嗎？我就是第四代人啊！我的職責要管理第二代到第四代下屬，有些年紀還與你們不相上下呢。

所謂你不仁我不義，我向同組另一個第四代人打個眼色，先申報年齡，然後指出工作表現不應和年齡掛鈎。那個第四代人心領神會，緊接援引實例證明第四代人並非無能。望著我們一唱一和，有些組員別過臉不聽不看，有些以長輩口脗反脣相譏，有些登時面面相覷，我彷彿還見到數個剛步入中年的同事露出嫉妒的目光。

這就是現代辦公室眾生相。很多第二、三代人一直視第四代人為無能，我們則在長輩的陰影籠罩下苦等出頭天，所謂兩代矛盾從來只發生在上司與下屬之間。但隨著第四代人開始踏上管理階層，第四代人由下屬變同級，我們該如何自處，第二、三代又如何面對這些同級但年輕的同事呢？有的會視年輕管理人為滔滔後浪，以大哥自居者會認定第四代小弟為散兵游勇不成氣候，亦有的視後生上位為燎原之火，千方百計撲滅於萌芽。

其實，我們甚麼都不是，你們亦然，無論哪一代都不過為自己的未來打拼。毛澤東有句名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那時是一九五七年，當日的「你們」今天已愈花甲；在時間巨人的魔法下，每一代人的光輝歲月只能烙印在某個歷史位置。正如中年人因新生代冒起而出現惶惑的反射動作，今天雙十少艾的他朝也不免羨慕「90後」吹彈可破的臉蛋。

所謂世代衝突，不過是不同年代的人生軌跡交錯擦出小火花罷了。各位「80後」的兄弟姊妹，不要被「無耐性」、「唔捱得」、「唔話得」這些沉重的形容詞嚇倒，努力活出屬於我們的光輝歲月吧！



原文刊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信報》

Jean Sibelius 與 Bruce Lee

Sibelius夫婦郵票（芬蘭）

生平收到的第一張交換明信片來自芬蘭。上面只有一枚郵票，但印有一男一女兩個人像。郵票印上人像不稀奇，兩人並列卻不多。無所不曉的Google告訴我，這對名叫Aino Sibelius和Jean Sibelius的夫婦，丈夫是已故芬蘭作曲家，是當地國寶級人物，其第七交響曲在芬蘭家傳戶曉。

Perry Mason郵票（美國）

這種以人物為題的郵票在外國可謂平常得很。歷史偉人當然不可或缺，歌影視紅星郵票甚多，體壇名宿亦不少，騷人墨客也常常榜上有名。也曾收到一張明信片，郵票上的是美國電視劇的虛構人物Perry Mason。連角色也可「上神枱」，不知香港的柴九哥和木嘴輝又有無如此好命？

呂洞賓郵票，捷克發行！

以往香港不時發行人物郵票，皇室政界不勝枚舉，例如六六年紀念邱吉爾、七七年事頭婆登基銀禧、八九年查理斯伉儷訪港紀念等，影藝界也有如九五年的李小龍、梁醒波、林黛和任劍輝，回歸後人像卻甚少現身郵票之上。昨天讀報，驚見某動感歌星推出慈善郵票，以為其成就非凡足與一眾已故巨星並列，卻原來是那套所謂「心思心意」郵票，即是一枚郵票旁邊拼上一枚獨立人像票，郵資附在郵票上，人像只是附加圖案沒有票值。這種「紀念票」乒乓孖寶奧運奪銀時也曾發行，其實廣大市民付出數十元亦可買一版，印上愛貓或乖仔靚相悉隨尊便。人物郵票「生產萎縮」，甚至弄得閃閃縮縮，是怕搞個人崇拜，還是無可歌頌者？

說起來，芬蘭Sibelius夫婦的舊居由子女捐予公眾作二人之紀念館；香港的李小龍同樣有紀念郵票，故居卻淪為時鐘酒店多年，多虧現任業主大發慈悲不計利益方能改建成紀念館。還有更多具紀念價值的建築物卻已長埋堆填區，永遠為樓盤「墊屍底」了。香港郵政會考慮在風花雪月的主題以外，也為這些「枉死」的風物存照嗎？

打開信箱系列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