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綠色

植樹祭前一晚，白神山地保護協會的會長和員工，帶來精緻便當和我們幾個國際義工邊吃邊談。這頓飯完全展現出日本特色（正確的說是我心目中的日本特色）──談得興高采烈，啤酒清酒杯如輪轉，還播放老牌明星的歌曲，當地人都手舞足蹈唱起來，三遍唱罷仍意猶未盡。

吃着喝着，會長忽然語重心長的說道：「守護這片森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保育是我們每天的工作。」原來，協會的工作項目不少，植樹祭不過是其中一個高潮。單單為了一年一次大型植樹，他們便要在附近一些政府許可的林地大量培植樹苗。平日的施肥修剪，對幾位全職人員來說工作量不可說不繁重。除了體力勞動，他們還肩負文宣教育的工作，透過營運網站、辦生態營和到各地演講等途徑宣揚保育價值。這些活動都需要資金，所以他們亦要向各界募捐。

有一次我們到山下購買晚餐的材料，發現超市入口旁有一個角落，放了幾個書架的書籍。組長Masa告訴我們，那是協會義賣舊書的角落。他們向當地居地收集舊書，整潔過後放在社區裡，賣書所得便放入協會的營運經費。Masa說，這樣子除了為協會開拓收入來源，也是教育和號召當地居民參與保育的方法。

植樹過後，參與者散去，留下國際義工和協會員工清洗工具。我們花了差不多一小時把工具清洗乾淨，當中包括用來包裹樹苗的袋──一些廢物重用的肥料袋。與此同時又有附近農舍的阿嬤幫忙清洗食具，因為協會想盡量不用即棄產品，唯有把碗筷都扛上山，吃罷又抬下山清洗。遇到不能避免產生廢物，參與植樹者都自動自覺收集好，交由協會打包回山下丟棄。

保護環境，當然要由家園的每一份子參與。環保意識似乎已滲進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每次準備晚餐，他們都自動自覺分類垃圾，把可分解與不可的分開，金屬及塑膠又要分別儲存。垃圾車播着童謠駛過社區，家家戶戶聽到音樂就主動把分裝好的垃圾帶到家門前，親手投進收集車裡。

這些「綠色舉動」，對當地人而言似是稀疏平常。反觀有時在香港很難才找到分類回收箱，或者大型活動過後滿地垃圾，甚至在設有垃圾箱的郊野公園裡依然可找到食物包裝袋散佈地上（常見於郊野公園裡的燒烤場）。是他們多了甚麼，還是我們少了些甚麼？

人們常說「搞」環保，究竟應該如何「搞」？一直有讀陳微薇於明報週刊MPW的專欄，她宣揚淡綠生活：「未能食素，未能歸隱田園，但秉持理性消費和減少浪費的生活態度，碳足迹可免則免。」環保不用着力「搞」，更宜由生活細節着手，培養成綠色的習慣。協會會長說「保育是我們每天的工作」，對極了。假如人們都有愛護環境的觀念，無須整天價日大喊環保，自然也可天天綠色。

小小說：得獎的是…

 老曾把電話丟在沙發上，怒氣沖沖的跑進廚房，暴喝一聲：「Mary！」

站在冰箱前的Mary放下手中菜籃，轉身答道：「老闆，有甚麼事情嗎？」

老曾指着Mary，大聲說道：「剛才我接到一個電話，說是甚麼外傭協會下星期日要頒獎給你。你說，這是甚麼意思？」

「哈！太好了！這是外傭協會一年一度的『十大最佳外傭選舉』，一定是我獲獎了。」

「好甚麼好？」

「這個獎項要求很高呢！得獎者都是表現優秀的外傭，經資深僱主和專業評審商討，從幾百個候選人中挑出來，是個很高的榮譽啊！」

老曾啐了一口唾沫，罵道：「榮譽個屁？他們說要上門訪問，還要來拍攝工作片段。你看，這房子髒得要命，盡是一陣酸臭味，多麼丟人！」

Mary說：「不會吧，這裡是小了一點，但感覺很舒服，我很喜歡啊！只要細心打理，這裡會是越來越好的。」

「你懂甚麼？就是你！以前這裡還挺好的，請你來當傭人你便好好幹家務事吧，搞甚麼綠化呢？還把我的舊衣服丟掉？」

「老闆，你不是說要家裡衛生一點、企理一點，好讓朋友來作客都有體面嗎？我便給你種些盆栽，很好呀！你那些舊衣服放一直放在床底下，都發霉發臭還被蟲蛀，我是好心想要家裡整潔才提議丟棄。」

老曾用力拍在桌上，怒不可遏：「好心好心，我就是太好心才給你欺負。這裡是我的家，我才是主人。天下間哪有傭人教主人做事的？還有啊，傭人是好是壞也是我自己的事，哪輪到外人說三道四？還頒個甚麼獎？我警告你，別指望去領這勞什子的獎！」

「這是我應得的獎，我星期天出去幹甚麼你不是也要管吧？」Mary亦氣上心頭，禁不住反詰。

「你這是甚麼態度？我請你工作，給你地方有吃有住，你竟要反……」便在此時電話又響了起來。老曾悶哼一聲，悻悻然走到客廳拿起電話。

「喂？」

「請問是曾先生嗎？」

「有甚麼事？」

「我是外傭協會的義工，剛剛曾致電的。」

「你打來剛好，我要和你說，我的工人服務很差，我不同意她得獎。你們別要再打電話來。」

「喂？喂？曾先生，請別掛線。我再次來電是因為剛才忘了跟你說，你的外傭表現良好，我們相信一定是勞資融洽的緣故，故此亦會給曾先生你頒授一個『最佳外傭僱主大獎』，以表揚曾先生為僱主典範。不知曾先生是否有空下星期日來領獎？」

「呵呵，雖然我不愛出風頭，看在你們的誠意份上便來一趟吧！我可不是要自誇，可我老曾一向以誠待人，你們倒也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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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總是說「這是本國內政，不容別國干涉」，堅決不准他人頒獎給自己的國民。此當然，崛起大國給自己搞得一塌糊塗，人民愛之深責之切，卻剛好刺中隱蔽瘡疤，哪會不老羞成怒？人家要來頒獎，把大國的政治犯抬到與曼德拉、昂山素姬一樣的高度，豈不是摑了大國一巴掌，暗貶大國的行徑和種族隔離國以及不民主暴政一樣？唯有搬出似是而非的道理，反指對方把獎頒給罪犯有違獎項原意。這種心態，一如以往富人養奴才，只管頤氣指使刻薄對待，也不准旁人可憐下人吃不飽穿不暖。今日的政府，是要承上千年的文化，把人民當作傭人嗎？

如果今天獲獎的是大國總理，讚揚他赴湯蹈火在建制內搞民主改革，與歷代得獎偉人齊名，不知大國又會如何應對？

湯瑪士

Thomas是這次日本工作營最年輕的義工，只有十九歲，是來自美國的高中生。工作營首日初次見面，美國青年一向予我「輕浮」的印象自然浮現。不只因為他那典型美國青年的模樣和穿著，亦因為他誤時報到，完全符合「不守規矩」的形象。相處數天，更覺這位年青人愛玩，沒有一刻安靜下來。

或許是東西文化差異所致，日韓兩地的義工最循規蹈矩，來自香港的我算東方人中較為開放者，唯一的西方人Thomas就最活躍。每有空檔時間，他總要找點事情來做。即使當地機構因為安全和保險理由不大贊成，他就是要踏單車出去四處遊覽，甚至獨自在街燈稀疏的半夜上路亦無所畏懼。在樹苗培植場午休時，他提出到旁邊的河流玩耍，結果基於安全理由只有三個人放膽下水泡腳。他又試過外出尋找當地人介紹的瀑布，後來看他的照片才知那邊沒有道路直達，地上的石頭異常濕滑，他要萬分小心才能攀進去，真是一步一驚心。

晚上幾個男生促膝聊天，聽他描述美國學生的玩樂叫保守的東方人瞠目咋舌。每逢週末都是他們的派對夜，呼朋喚友一齊到朋友的大屋暢玩勁跳。男的穿得有型有款，女的盡是火辣裝扮，男男女女大跳貼身熱舞，當然少不了強勁音樂和烈酒。對，是烈酒，他們會一箱箱的訂購，務求令每個人都盡興而歸。第二天自然是整日攤在家中醒酒，功課？管他的！這種派對全年無休，除了考試那個禮拜。（總不能在試場醉酒吐出來吧？）

後來我和他詳談過後開始改觀，他「輕浮」的外表裡面竟然藏着認真的一面。原來他的家鄉經濟並不發達，如果學業成績沒有優異得足以到大城市發展的話，一般人只能留在家鄉找文員、推銷員或者侍應一類工作，領一份普通薪水，房貸三十年……他的目標卻是加入日資公司當工程師，為提高面試成功機會便在課餘學日語。晚上日本義工看漫畫時，Thomas就到我們寄住那所學校的圖書館，找小學生讀本來看，逐句查字典翻譯，把生字抄到記事簿。除了學習日語，他亦想擴闊眼界，藉由背包流浪磨練自己。這次遊日他只有母親資助的五百美元，加上自己平日儲的錢，扣除機票和火車證所餘無多，只好盡量寄住朋友家中，省吃儉用支撐一個月。

我們第一次到植樹的地方除草，大家都戴上簡單的手套，他卻掏出一雙滿佈使用痕跡的皮手套。原來他從小便跟父親做木工，連房子也是一家人合力建成，平日也要親自維修。他又喜歡大自然，山野生活經驗不少，談到植樹便如數家珍，還教我們省力又有效地用鐮刀除草的手勢和鋤頭挖泥的正確角度。我們把樹苗掘出運往山上時，他一人可完成我們兩人的份，做得又快又好。連挑選和修復單車他也有一手，因為他在家鄉也喜歡騎單車到處跑。相信憑他的工科天份，要當工程師應該不難。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和家人的關係。某個下午我獨自到附近閒逛拍照，走了沒多久便碰到同樣出來欣賞風景的他。你道他在幹甚麼？當時剛好雨後放晴，他便想到用相機拍一段短片，即使母親不在現場也可以和她分享美麗的田野景色。即使我站在旁邊他亦毫不害羞，親暱地對着鏡頭說「I miss you」之類的家常話。

Thomas和父母之間，維持一種亦師亦友亦親的關係。他媽媽早跟他約法三章，合法年齡前不能碰煙酒。雖然明知年青人開派對總會喝幾杯（或幾瓶？），但也不會開罵或動手，只勸他勿太放縱。在開放環境裡長大，他反而懂得收放分寸，明白自己的酒量喝夠便停；而且他們開派對每次總有人輪流滴酒不沾，負責開車送每個人回家。他爸爸則着重身教，透過日常相處構築和孩子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把親情當訓令嚴斥子女恪守。他沒有被刻意安排上甚麼興趣班，但耳濡目染下他自然愛上健康的活動。

簡言之，Thomas是個有清晰目標，清楚自己在做甚麼的人。香港人常說新一代怎麼難教，80後如何不長進。是朽木不可雕，還是管教方法不宜？望子成龍的人應該把子女放在自己的模具壓出心目中的形狀，還是讓子女找尋自己喜歡又適合自己的路？有人形容香港的家長為「直昇機父母」，過度介入孩子的生活，早前讀報又驚見有家長為子女安排一週16堂興趣班，甚至有為子女報名領洗速成班，目的是入讀心儀的宗教名校。為人父母如何為？Thomas的故事帶出不少值得深思的地方。

發達的悲哀

知道我要到日本參加義務工作，朋友們的反應多半是：「吓？日本咁發達仲有咩需要幫手？」我們經常在電視和報章見到名人到外地做義工，目的地不是非洲就是南亞貧窮國家，日本作為亞洲其中一個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還有甚麼問題要尋求別國協助？

抵達白神山地自然學校的第一晚，我們開始這次工作的首項任務──了解活動目的。組長Masa特地準備了一些關於書籍，為我們介紹白神山地（Shirakami-Sanchi）這個地方。白神山地位於本州北部，座落青森和秋田兩縣之間，總面積約1300平方公里，是超過500種動植物的原生區域。白神山地中央的核心地帶，於1993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名錄，它的珍貴之處在於擁有一片未經開發，上萬年歷史的山毛櫸（Siebold's beech）樹林。

 當年申請入遺之時，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曾如此描述白神山地：「The scenery and wilderness condition of the Shirakami area is wild and rare in eastern Asia...  Shirakami is the last, best relict of the beech forests that once covered northern Japan and its importance to science and conservation derives from this fact.」末句的「once」一矢中的，道出白神山地的悲慘遭遇──森林面積日漸縮小。Masa告訴我們，這原始森林曾覆蓋本州北部廣泛地區，面積為現時之幾倍。

為騰出空間給人類發展並提供木材，多年來人們不斷砍伐這片原始森林，亦有人在此狩獵黑熊和髭羚等動物。當地人意識到發展帶來的破壞正逐步危害白神山地，遂群起發抗。例如，一條連接青森縣和秋田縣的道路於1982年動工，由於路線穿過白神山地未開發的原始地帶，而且工程會破壞生態，導致河道乾涸和山泥傾瀉，令不少生物失去棲息地，居民於是發起激烈抗爭。建路計劃最終於1988年停止，但已對森林造成不少傷害。現在這片山地已由政府劃為自然保育地帶，進入核心地區必須先得到森林管理局許可。民間組織亦有協力襄助，例如由當地人定期巡視和植樹。

這次我們的工作，正是幫助白神山地保護協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植樹祭。協會透過義賣舊書等活動籌款，在白神山地設立樹苗培育場，每年夏天運到山上栽種。今年的植樹祭有過百人參加，除了當地中小學生和居民外，亦有日本各地民眾和我們幾個「國際友人」參與，在如此偏遠地區而言實屬難能可貴。活動完結後，協會主席給我們幾位國際義工送上一份禮物──協會的襟章。襟章上的圖案是一隻黑色的鳥，主席說是一種受山林消失危及的鳥類。他又邀請我們每人以英文寫一篇文章總結感想，好放在協會網頁上宣揚保育。

在深山裡種植幾百棵樹，或許就如愚公移山，即使持續數十年亦只能擴大一點點森林面積，對回復千百年來失去的森林可說是杯水車薪。我相信協會和當地人多年耕耘的目標，並不止造林那麼簡單，而是要教育人們愛護自然之重要。協會成員大都是當地居民，深深體會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如何反噬己身──協會如是形容當年反對建路的居民：「They knew w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the mist of a forest would do: Some years back, when another forest road was constructed further upstream, their mountains was dilapidated, rivers dried up, and animals and plants adversely affected」。

發達國如日本雖然沒有貧窮國的問題，卻有自己的痛。翻開日本的工作營清單，會找到「與學生一同於富士山檢拾垃圾」和「協助舉辦國際藝術嘉年華」等活動。在鄰國南韓，也有「和小學生步行到三八線紀念休戰」和「到人口下降的鄉村翻新農舍」等工作營。這些只要花錢就能解決的問題，和講求意義多於實際效果的活動，對於活在水深火熱的落後國家來說簡直就如奢華的休閒活動。但對發達國而言，這些卻是影響他們最深的問題。舉辦活動和邀請世界各地義工參與，正是他們教育下一代和推廣環保、和平與共融等理念的方法。

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可說離饑荒、疾病和失學等問題甚遠。但誰敢說我們沒有自己的痛？保育幾乎變成無日無之的抗爭，污染的魔爪已高懸每個市民頭上，傳統文化甚至粵語方言式微……這些都是發達地區的悲哀。

到別國參與義工服務，正是一個反思的機會，想想自己居住的城市有多幸福，同時也叫我們別為經濟成就障目。我們不似落後國家般，卻也有自己的禍患。這裡離樂土還差很遠，要努力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

小小說：跨部門緊急協調會議

Jason推開公司大門，和兩位接待小姐打了聲招呼。

正當他要返回自己的座位，會議室的門忽然打開，一個身形肥胖的男人探頭出來叫道：「Jason！你來得正好。現在有個緊急會議，剛巧你的老闆放假，就由你來代表吧！You have five minutes。」那男人未待Jason回答便縮回去關上門。

Jason匆匆回到座位放下手上的文件，取過筆和記事本便跑進會議室。會議桌前只剩下主席位旁邊一個空位，Jason唯有硬着頭皮拉開椅子坐下。

「好，總算人齊了，我們開始會議吧。首先請大家參閱議程。」坐在主席位上一個頭髮花白長有鬍子的男人說道。Jason加入這家公司才一個星期，倒認得出他是這個部門的VP，其他同事的樣子卻還未全部記住。

Jason從VP手上接過議程，看了一眼，十數項內容全是會議常見的百搭字眼，諸如甚麼「策略」、甚麼「方案」之類。

「各位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VP雙眼射出明銳目光，向會議室裡的人逐個掃視。房間裡霎時變得鴉雀無聲，直是落針可聞。

Jason緊張得屏住呼吸，低頭盯着桌上的議程。「千萬別叫我表態，我只是個新人，甚麼都不知道。」他心想。

「Raymond，你來說一說吧。」彷如一個世紀那麼久之後，VP再次打破沉默。Jason稍稍抬頭，偷瞥其他人的表情。

那個身形肥胖的男人應道：「聽說我們的貨車今早在隧道裡着火，未知情況如何。我相信Logistics應該更清楚。對吧？Vincent。」

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壯漢立時回應：「那不過是小意外，沒甚麼大不了。我想現在更重要的問題，是你們Production要快點趕製午餐飯盒送到受影響的學校。」

Raymond回道：「我們生產部有人有機器，加碼不是問題。怕就怕不能及時買到新鮮材料。Martin，你怎麼說？」

一個瘦小漢子放下手上的iPad，瞥了Raymond一眼，慢慢說道：「我們PD一直有購入急凍食品以備不時之需，還剩下多少存貨Production應該有紀錄。」他頓了一頓，再斜眼望向對角的年輕女士說：「究竟現在有多少學校受影響，他們今天訂了多少飯盒，才是最重要吧。這個倒要Rebecca說一說。」

Rebecca答得乾脆：「早查過了，共有兩間中學一間小學，合共二千零三十一個飯盒。那間小學還是我們CSD費盡唇舌才成功遊說他們光顧，還在試用期，我可不想平白失去這個大客戶。」

「唔……誰可以告訴我，我們能否補送飯盒到這些學校？」VP揉着額頭說。

大家都默不作聲，會議室再次變成一片死寂。

VP嘆一口氣，然後問：「OK，我明白這是一件突發事件，大家都沒有經驗。不過……」便在此時，他的智能手機突然響起。

「唔……我們也正在討論此事……你的提議可以考慮，我再回覆你吧。」VP放下手機，喝了一口水，然後道：「Commercial的VP來電，說知道貨車着火的事。他提出協助我們趕製飯盒。」

Raymond搶着回應：「那不可能吧，他們的廚房比我們還小，設備又陳舊。」

Vincent說：「這些學校一向由我們負責，他們不熟悉運送安排，可能會出岔子，到時候莫要怪罪到我們頭上。」

Martin說：「各區一向各自運作，如果我們借用他們的材料，有可以違反公司政策，破壞獨立的原則。別人不清楚內情，還以為我們為了丁點小事而方寸大亂。」

Rebecca接着說：「貨車着火這件事剛剛發生，Commercial的人又怎會知道？ 他們負責商業機構的訂單，但前陣子Head Office那邊有風聲說他們最近約見了幾間學校校長，說不定想搶佔我們的教育市場。我看這件事要小心考慮。」

會議室裡忽然響起一陣手機鈴聲，大家都轉過頭望向Jason。他臉色登時一變，急急摸進口袋，掏出他的黑莓手機。

VP瞪了Jason一眼，說道：「對於這件事，你們Finance有甚麼意見？」

Jason面露尷尬神色，低聲道：「對不起，這是手機的鬧鈴提醒我，午飯時間已到。我們還要不要討論送飯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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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社會流行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按本子辦事」。人人奉「指引」、「Policy」為金科玉律，往往弄出謬事連連。不論醫院門前失救或者管理員阻止路人拯溺，竟能以「合乎指引」作辯解，似在說明棄掉腦袋單靠指引辦事便永不犯錯。甚至危急時致電外國首長查詢，也能牽扯出主權之議，叫救人變成大逆不道之舉。從何時開始，規矩會比常識重要？

國際化

「國際」是香港最流行的詞彙之一。小城自詡「國際」都會、上市公司泰半名叫甚麼甚麼「國際」、購物商場賣點是包羅「國際」美食。總之「國際」處處，彷彿不仰賴「國際」就不夠厲害。但究竟甚麼是「國際」，怎樣才算「國際」呢？

是次到日本參加義務工作，英文叫「International Workcamp」，即「國際工作營」。這裡的「國際」，絕對和義工的國籍有關。工作營組長是當地人，我們稱呼他為マサ（Masa）。另一位日籍義工名叫キョウヘイ（Kyouhei），是大學生。異國的義工則有來自南韓的學生이수희（Soohee）和美國學生Thomas。五個人來自四個地方，也算能攀進「國際」的門檻吧。

除了義工的背景，工作營各種細節也顯露「國際」特色。以食為例，早餐可以味噌湯和飯混食多士、果醬和粟米片；晚餐則由各人烹調本國名菜。Soohee還特地攜來一大箱韓國特產：辛辣麵、泡菜和醬料。我則準備了夏桑菊沖劑，連同當地人的麥茶、啤酒和清酒，加上韓式飲料，連喝的也非常「國際」。

（相片來源：Thomas）

大部份國際義工營都規定以「國際」語言──英語，作為唯一溝通語言，這次也不例外。但身在其中，我才發現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義工在日本以英語交流還未夠「國際」。美國人Thomas竟然曾習日文兩年，能直接和不懂英語的當地農民溝通；日本人Kyouhei略懂韓文，可以簡單和Soohee交談；Masa則是英語教師，英語能力叫人眼前一亮；最後還有我這間日語有限公司，每天都是英日交雜，還能教其他人中文。

至於消閒活動就更精彩。各人介紹本國的樸克牌遊戲，結果玩出十幾種不同遊戲。我則帶了兩副德國桌上遊戲Saboteur和6 Nimmt!，還有無需言語的劇場遊戲。我們又在當地義工指導下打棒球，閒時聽美國流行曲（Thomas帶來精彩的 gay bar music）和日本民歌，更拉隊到鎮上泡溫泉。幾個國家的人赤條條在日本露天溫泉談美國電影和各國校園生活，比較哪裡的粗言最厲害。

當然，單單共處十幾天並不保證「國際化」，正如在大學校園，往往會見到內地生自成一角，西方學生聯群消遣，而本地生小圈子則留在宿舍打機。這樣只是「共處」而不是「相處」。經過這次活動，我深深明白到「國際」二字之精粹，正是人和人擦出的火花。正如光把火柴和火柴盒並置，不會產生有用的火。能否生出火焰，全靠自己是否願意敞開心胸和別人打成一片。

 

這次合四地五個義工之力在日本共襄環境保育，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體驗如何透過「共處」擦出火花。我們要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所有工作，而每個人都有不同長短處、語言能力、性格和文化背景，要把個人力量結合成有效的團體，當中講求溝通和包容。同時，比照別人反觀自己，也是認識自己和學習其他文化的好機會。例如我們曾深入討論美國、日本和香港青年面對「成長」的心態差異，在準備植樹的過程中又見識了日本人辦事的優劣點。這些見聞對心態和思想進步十分有幫助。在我而言，「國際」工作營最令人着迷的，不是有機會到別國吃喝玩樂，而是和各國義工「相處」所帶來的文化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成長。

我相信，令自己「國際化」的機會一直都在，只要你願意的話。工作營期間和Soohee閒起，才知道她近來正閱讀《三國演義》。又有一次眾人乘車到鎮上購物，車上播放司機姐姐自己彈奏的鋼琴音樂，竟然是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其實「國際化」絕不高深，不就是包容和學習別國的文化嗎？天天煮中菜的人，有沒有想過用日式調味料炮製蝦仁炒蛋？我試過，味道還真不錯呢！

小小說：街角的意外

星期一晚上，購物區的十字路口如常車水馬龍。天空下着毛毛細雨，彷如飄絮灑落街上的行人。馬路兩旁佇立不少路人，撐着雨傘等候過路。

紅色的燈號終於熄滅，換上昂首闊步的綠色人像。燈柱從緩滯的「嘟……嘟……」聲，轉為發出急忙的「嘟…嘟…嘟…嘟…」聲。過路處兩旁的行人如潮水湧向對岸，轉眼間便把斑馬線淹沒。

「砰、砰、砰」幾聲巨響驀地冒出。幾下驚惶的尖叫聲緊接響起，穿透鬧市的喧囂。

街道兩旁的路人都被驚醒，紛紛抬頭四處張望。斑馬線上的行人也緩下腳步回頭探視，尋找那聲音的源頭。路邊巴士站前幾個打扮入時的少年一臉驚愕，伸手直指對街高呼。一個西裝畢挺的中年人直勾勾地瞧着同一方向，旁邊的老婦則雙手顫抖，掩着口怔怔發呆。

一輛路經的私家車「唧」的一聲急停在街口，司機伸手指向對街，激動地大叫起來。後來的車輛也都緊跟着煞停，一個壯漢從一輛客貨車上跳下來，正要和私家車司機開罵，循着對方的手勢前望卻也不禁呆若木雞。

四周的路人都彷似不由自主地往那街角走過去，圍站在狹窄的行人路上，不約而同望着前面震撼的情景。有人搖頭嘆息，有人雙拳緊握，有人滿眶淚水，也有人閉上眼不忍再看。

雨越下越大，人們卻沒有離開的打算。頃刻間，繁忙的街道彷如停頓了，平常的繁華被沙沙的雨洗刷掉，換成一片愁雲慘霧。

街角那巨型電視螢幕上，直播新聞畫面打出斗大的字「BUS DRIVER: ALL HOSTAGES KILLED」，鏡頭定格在滿佈彈痕的車窗。圍觀在電視前的路人越來越多，每個人都一臉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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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一個香港旅行團於菲律賓遭槍手挾持，八名港人不幸遇難。坐在電視機前看直播，直是一種難以名狀的煎熬。我們只能做眼巴巴的旁觀者，欲哭無淚，欲救無從。這一夜，城市依然燈火璀璨，七百萬顆心卻墜落無底深洞。

小小說：搭錯線

小偉今天特地不加班，匆匆跑到電器店買無線電話耳機。他挺喜歡現在這個使用了兩年多的，既省電又輕巧。只是今天午飯時和小麗聊電話，正要硬着頭皮邀她週末吃晚飯，耳機中竟然傳來一把男聲，害他疑心生暗鬼，幾乎以為小麗有了另一個男人，還差點罵出三字經。

「科技真不可靠！這玩意兒竟然有雜訊，我得快點買個新的。」小偉想這數百元省不了，免得再在小麗面前出糗。

好不容易挑了個合心意的，小偉抱着它衝進車站，趕在下班人潮擠擁前回家，免得呆站大半個小時叫雙腿發痠。坐下來一會後，小偉方想起小麗叫他下班後致電續談週末的事。小偉立刻拆開紙盒，取出新買的耳機塞進耳朵，然後掏出電話撥給小麗。

「喂？是小麗嗎？」螢幕顯示電話已接通，小偉立即清了清喉嚨問道。剛巧列車駛進隧道，車廂裡轟隆轟隆的吵得很，幾乎連自己的聲音都聽不見。

小偉心想，這下可壞了，要是小麗因為聽不清楚而掛斷電話，不知要花多少唇舌才能哄回她。於是他急忙大聲多喊幾句。

「喂？喂？是小麗嗎？」

「很吵耳呢。我不太能聽到你的聲音。」

「呀…不好意思，剛才車駛進了隧道。」聽見她的聲音，小偉鬆了一口氣。

「找我有甚麼事？」

「中午跟你說的，不知你怎樣想？」

「你先告訴我為甚麼選擇那個地方，好嗎？」

「喔，我可是在網上查了很久，才尋到這間餐廳的。聽說那裡氣氛不錯，挺浪漫。」小偉說罷便滿面紅霞。這「浪漫」二字背後的意義，不知小麗是否明白呢？

「那裡的消費會否很昂貴呢？」

「噢，無所謂。約會重要的人，當然要找個得體的地方。」見她沒有反對，小偉便放膽說下去。

剛好列車緩緩駛進站，門一打開湧進大堆中學生，都圍站在小偉前面聊天，令車廂變得更擠更吵。

「吃飯當然要緊，但除此以外還有甚麼活動呢？」

莫非這是她的大膽暗示？嚇得他講話也結巴了：「活…活動？我去想一想。」

「那就好。我聽同事介紹一家不錯的酒店，叫甚麼來着？唔…忘了。不打緊，反正就是設備一流，很多情侶都愛光顧。讓我明天再問問同事。」

這已不止是暗示，而是明擺着挑逗了。平常看小麗正經八百的，私底下卻有這樣一面。是自己一直對她的印象不對，抑或是她要試探自己的品行呢？小偉心想。

「別猶豫了，就這樣吧。要不要我先訂房間？」

看來是真得不能再真。雖然他們關係好像進展過急，小偉倒也求之不得，連聲說：「好！好！」便在此時，列車已到達他的目的地，車門再次打開。「噢，我要下車了，就這樣吧！週末見！」

小偉「喲」的高呼一聲，興奮得從座位跳起，手舞足蹈的蹦跳上月台，看得旁邊幾個乘客面面相覷。

原本坐在小偉身旁的少女，一邊望着小偉的背影，一邊對着電話說道：「很吵嗎？是我旁邊那個人，不知是否神經病的，忽然跳起來大叫。我們還是繼續談泰國旅行的安排吧，不如我明天先去訂房…」

壯遊

旅行，究竟為了甚麼？

翻一翻書局裡頭「旅遊」一欄的暢銷書，幾乎全都以「娛樂」為主題。書名開宗明義教人「食．買．玩」，內文滿目「喪玩」、「勁食」和「hea」，圖文並茂告訴你如何盡用旅程的每一分鐘沉醉享樂。

難道旅行就沒有其他意義？

十七世紀的歐洲曾有一陣「Grand Tour」熱。「Grand Tour」一詞據說最早出現於Richard Lassels的《Voyage of Italy》（1670）一書，用以形容貴族和上流社會年青子弟，在開始步入成年之時周遊歐洲各地。這種旅程可不此是遊山玩水，他們會聘請導師同行，期間到處學習各地語言、禮儀和技藝，考察歷史建築和藝術作品，簡言之便是提升個人修養。旅程有時還會穿越阿爾卑斯山脈，在沒有飛機和火車的年代實在殊不簡單。

這種本來只有上流社會子弟能負擔的旅行，在蒸汽火車出現後變得平民化，足跡也不再局限於法國、瑞士和意大利等幾個國家。歐美大型旅行代理Thomas Cook（www.thomascook.com），其同名創辦人本身熱衷於周遊列國，於一次旅程之中興起開辦火車旅遊生意的念頭，帶旅客乘火車暢遊英國各地。後來更衍生出類似今日「自遊行」的模式，只安排火車票和住宿而由旅客自定行程。因為便捷而且價廉，這種新興旅遊概念漸受普羅旅客歡迎，尤其是一些曾接受教育，渴望周遊列國增廣見聞的年輕人。時至今日，不少歐美學生都在唸大學前休學一年到外地考察，畢業後背包環球者也不計其數。

遊歷四方絕不是歐美人之專利。公元七三一年，即唐玄宗開元十九年，一個年方廿歲的小伙子，一方面為排遣屢次落第之愁，另一方面為探索各處風土人情，開始了周遊全國的旅程，後來還自述多年見聞於《壯遊》一詩。此人便是詩聖杜甫。今人翻譯「Grand Tour」多用「壯遊」二字，有人或以為此乃「Grand」與「壯」之聯想，其實早於千多年前的東方已有這種旅遊模式，後來亦一直為後人沿襲，例如北宋徐霞客便曾花數十年考歷各處窮山惡水，見識各地人文自然風貌，見聞手稿後來由別人輯成《徐霞客遊記》。

古人壯遊只能徒步、策馬乘車或坐船，往往一出門便花上一年半載而且花費不菲，自然不止為吃喝玩樂之類的目的。反觀現代人全靠飛機之便捷，去旅行只不過是週末消遣，一週辛勞過後當然是享樂為上。

然而壯旅文化卻未因享樂旅遊泛濫而淹沒，不少年青人依然嚮往遠征外地，趁青春的心靈還未投入現實社會的俗流，好好去歷練一下。例如最近重臨香港表演的台灣雲門舞集，其創辦人林懷民於1972年在美國唸完藝術碩士後，曾獨自到歐洲流浪數月。帶着許多的感受和體驗，他回台灣後創辦了這個今日經已國際知名的現代舞團。多年來，這個流浪者並沒有停下腳步，更令人欣慰的是他捐出行政院文化獎的獎金成立「流浪者計劃」，自2005年起每年資助台灣年輕人，投入改變一生的長征。（可參閱《趁著年輕去流浪》一書，黃淑文著，方智出版）

流浪到非洲、單車穿越東亞、背包獨闖南美……類似的還有很多，你總曾於網上、報紙、書本或雜誌讀過，一個個年輕人帶着赤子之心探索世界的故事。越來越多人開展形式各異，但同樣純真的壯遊。在學者，固然可趁長假往異鄉體驗，流浪個一年半載；即使在職者，也可藉由短期流浪充實日漸被蠶食的心靈，例如花一年到外地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三數月的農場體驗（如WWOOF），甚至短至十天的義工旅遊（如Voltra）。這次日本義工之旅，便有十多歲的學生和三十歲的在職人士。

旅行的寬度和深度，從來只由自己定義。無論任何背景，即使年紀老幼，只要有青春的心便可流浪。

鐵道遊日

出外旅遊怕就怕事前之準備功夫。要是首次到訪一個地方，免不了要花點時間翻一翻旅遊書，認識當地的風土人情，學幾句萬試萬靈的會話短句。至於景點美食交通購物娛樂種種事宜更需精心計劃，方不枉迢迢千里之行。

是次獨自遊日，正是以上各項皆無。從未到過日本，完全不通日語，亦無暇編排行程，只知道飛機降落成田機場，義工於青森縣鰺ヶ沢駅集合，如此而已。找出兩點之間如何連接起來，就成了出發前最重要的功課。

少時讀日本推理小說，最愛統稱為「鐵道推理」的小說。這些故事大都在火車上發生，既有會移動之兇案現場，也有流動的人物。日本以火車準時聞名於世，乘客可串連不同班次列車周遊全國，即使只有短短十分鐘之換乘時間，亦不用擔心因誤點而錯過下一班車。小說中的兇手往往利用火車的緊密時刻，計劃近乎不可能的不在場證據或者逃亡路線。

曾讀西村京太郎的《列車23點25分到札幌》，內容講述警方從東京運送社團頭目到札幌法院，而社團中人則密謀劫犯。兩地之間竟然有多條交通路線，單是火車的組合便有數個，兵賊兩方要不斷評估對方可能採用的路線。另一本名著松本清張的《點與線》甚至製造出神秘的四分鐘──一天之中只有特定的四分鐘之內，站在特定月台的證人，視線能不受來往和停站的列車阻隔，目睹數個月台以外的情景。如此情節，怕只有火車系統發達的地方才能發生。

昔時人們要逐頁翻閱，往往還需拼湊數張不同系統的火車時刻表，方能找出兩地之間所有接駁班次。現在只要在網上輸入起訖點，所有適用行程即時展現眼前。即使日本盲如我，只消花半小時便把來回多程規劃好，可直接遞給火車站的職員代訂車票，半句日語也不必說。

鐵路實在是旅者救星。一則班次固定，二則車程快，三則沒有左拐右轉令人迷路之虞。年前台灣花東縱谷，去年南法和瑞士，到這次日本義工之旅，全都是首次到訪之陌生土地，仗著手上路線圖和時間表，想遊哪裡便找最近之火車站，走到哪玩到哪多麼方便！

除了出國旅行，鐵路亦造就本地人閒暇小休。去年台灣作家劉克襄出版《11元的鐵道旅行》，細數台灣多段鐵路漫遊路線，最便宜只花11元台幣，便能馳騁寶島各處山野尋幽探秘。日本也有「青春十八」通票，持票人可任選五天無限乘搭大部份JR普通列車，是日本人周遊全國之上佳選擇。倒是習慣了走馬看花的香港遊客，未必能接受這種慢慢走慢慢遊的鐵道漫遊文化了。

漆黑中的自療

週五晚上，銅纙灣比平常更擠擁。

雖然這裡燈光全熄了倒也不覺黑暗。每個人手上都拿着蠟燭，靜靜的坐在地上。這鬧市中的一隅，坐滿十數萬人，多數人都緊抿雙唇默默無言。

然後音樂徐徐響起。隨着音樂的節奏起伏，大家慢慢揮動手上的蠟燭，彷彿向遠行者道別，又似為已逝者招魂。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1979年，中國派兵赴越參戰，死傷逾萬。《血染的風采》一曲原為歌頌這些為國捨身的軍人而作。為越軍所傷而要截肢的軍人徐良，還在1987年登上春晚獻唱此曲，登時成為全國英雄。八九年後此曲卻廣泛用於紀念六四。是人民的解放軍領受此歌，還是被軍隊射殺的黎民學生該受尊敬？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懷／也許我長眠／再不能醒來／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脈…」

2008年，一名十九歲大學生路經赤柱市集附近，被路邊倒塌的刺桐樹壓死。事件對其家人造成極大心理創傷。一年後，死者的姐姐出版《走過死蔭的樹下》一書，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娓娓道來。她還特地重訪事發地點，再次面對那個帶來災難的場景。是甚麼叫她揭開自己的傷口？

身為精神科醫生的她，選擇藉由文字療傷，把事情的經過和心裡的感受一一紀錄下來。這種稱為「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或「敘事輔導實踐」（Narrative Practice）的手法，幫助當事人整理自己對事件的理解。它不像傳統心理輔導般着重尋找「問題」及由輔導員「指導」當事人按社會標準調節自己，反而透過敘事的過程讓當事人從「人」的角度尋找出口，重建自己的生命。今日，她由自己口中「無可形容的恐怖」走出來，甚至可以輕鬆談論那件事。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望着場內一張張扭曲的面容和一行行掛在臉上的淚水，我深深體會到為何那麼多人堅持每年都來到這裡。人們不管自己的歌聲是否曼妙，不怕流淚的醜態盡現人前，只用心唱出這些歌詞。一如二十一年前那個漆黑的夜晚，大學生圍坐在紀念碑前高唱《國際歌》；在這二十一個黑暗的晚上，人們都擠在球場裡手拉着手唱出一首又一首民運歌曲。時間就如回到那年那夜，人們彷彿回到那個令人心碎的情景，親手撕裂心裡的傷口。

這夜的歌聲不只為了紀念，也是人們自療的呻吟。

假如你是C君...

香港因為土地制度的特點，大多數分層大廈都由「業主立案法團」或「管理委員會」等業主團體負起管理責任。有幾多人關心自己屋苑的管理？有多少人會寧願少看一兩個鐘頭電視，旁聽立案法團的會議？吾友C君曾有以下體驗。

C君早年搬入H屋苑。H屋苑由業主立案法團承擔管理責任。住戶每月按「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比例交管理費，法團利用這些資金處理屋苑的事宜，實際執行的工作則交由外判管理公司負責。

C君和大部份居民一樣，一向不過問屋苑運作，只求屋苑有人打掃有守衛看門口便可。然而近來他發現屋苑管理有不妥當之處，賬目亦頗混亂，便致函外判公司投訴，苦等回音多時卻彷如石沉大海。他遂改為向某位法團成員反映，法團成員亦承諾跟進。

到法團會議那天，C君早早便到會議室霸頭位，卻越看越不對勁。原來當年大廈公契訂立時留下一些規則，竟然容許個別法團成員擁有特權，有些成員甚至不經居民投票自動當選。由於這些規定是《建築物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三四四章）管不到的死角，即使訴諸法律亦無補於事。

C君的投訴最終因特權法團成員反對而沒被處理。C君不忿，欲查出這些本應代表居民利益的法團成員竟為何漠視居民意願。翻查會議紀錄、公契和背景資料後，C君才驚覺原來這些少數的法團成員，竟然或明或暗受興建屋苑的大業主支持，每每按大業主意願投票，間接令持有屋苑商場和停車場部份業權的大業主受惠。

雖然現行制度一面倒傾斜向大業主和個別法團成員，大多數小業主未能行使應有權利，C君倒也沒有氣餒，轉而拉攏其他小業主，希望組成一個「業主互助組織」，乘法團改組之機聯合起來踢走法團裡那些廢物成員。

不過，由於大部份小業主向來不關心屋苑運作，加上某些法團成員一直透過組織屋苑活動和居民打好關係，這些法團成員得到不少票數連任。C君和不少小業主支持的候選人也獲得甚多票數，但仍佔法團少數；加上公契規則令特權成員擁有較大決定權，這些欲改變不公平現狀的人在法團內舉步為艱。

C君唯有放棄法團這個建制平台，改以聯署簽名、屋苑內遊行等方式繼續抗爭。但大業主看準小業主無權無勢，對他們不屑一顧。附屬大業主的管理公司依然運作不善，甚至阻撓住戶投訴和抗議，C君等人只有大呼奈何……

假如你是C君，應該怎麼辦？

香港人早出晚歸，甚少人願意參與屋苑管理，有些人從來不留意大堂佈告板貼了些甚麼。但在商討夾錢維修公眾地方或者加管理費等事宜時，唇槍舌劍互相指罵的場面卻又往往司空見慣，居民大會一開數小時是等閒事。原來只要問題牽涉到切身利益，居民便都積極參與。

此理放諸政治亦如是。香港人一向對政治冷感，政府為新政策諮詢往往只收到極少意見書，傳媒甚少深入報導，學生很少會留意，辦公室和家裡也不見討論。身邊有很多朋友，總以為甚麼政治、選舉、法案是複雜的身外事，不想理也不會理。你有沒有想過，政治與每個人其實都有切身關係？

今日香港就像一個管理不善的屋苑：
 

• 管治模式早由中央（大業主）頒佈的《基本法》（公契）規限
• 政府官員（管理公司）全由中央委任（大業主），不必顧慮市民意願（對住戶訴求不屑一顧） 
• 縱使有全民投票選出的立法會議員（票選的法團成員），礙於《基本法》的限制他們根本沒有足夠提案權（正如弱勢法團成員缺乏話事權）
• 更甚者，立法會分為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部份，功能組別議員只由極少數人甚至公司票選出，甚至由統治階級授意當選，這些你和我都無權選出的功能組別議員卻有不亞於民選議員的權力（一如某些特權法團成員）
• 民選議員被功能組別議員牽制（在分組點票機制下，即使地區直選三十席多數同意某一議案，只要非民選的功能組別否決，議案也不獲通過；一如某些因公契畸型規定而有更大決定權的法團成員，可以壓倒大多數居民支持的法團成員）
• 每當有議案在立法會審議，功能組別議員可以只顧業界利益，更多時候按統治集團意願投票以獲取各種利益，例如北上營商的便利、政府政策向行業傾斜、在政商界謀得名利職位等（正如特權法團成員受大業主影響投票，以交換自身利益）
• 小市民可否靠法律討回公道？由於中央透過全國人大掌握《基本法》解釋權，回歸以來已多次按「管治需要」釋法，例如改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關卡無端由三個變五個（情形一如公契某些條款不受《建築物管理條例》規限）
• 小市民要維護自身權利卻投訴無門，甚至受行政阻礙，例如警察拘捕示威者、阻撓遊行人士去路、冷處理補選……（好像管理公司明明從管理費支薪，卻漠視居民權益，更以種種小動作影響居民申訴，例如不准反對者在屋苑內張貼公開信）
• 能否靠傳媒踢爆政府和親管治階級的議員之惡行？要知道傳媒也不能得罪管治者，除非肯放棄受管治者影響的大企業之廣告，例如大型超市週末全版廣告，或者大地產商樓盤推廣。此所以你總以為有些議員只懂在議會內鬧事，因為無論他們落區做幾多諮詢，申請幾多次司法覆核挑戰政府不公義的決定，或者提出幾多對官員的質詢，傳媒都不會報導（想想你大廈大堂裡的佈告版受誰控制？為何某些政黨可以經常在大堂貼海報在屋苑派傳單派米，另一些卻絕跡？法團成員有沒有政黨背景？）

假如你是C君，應該怎麼辦？如果你見盡屋苑管理的光怪陸離都依然覺得事不關己，你可以一如大多數C君的鄰居般愛理不理，因為你只視這間屋為晚上睡覺的地方，或者有升值潛力的投資品。直到有一天你的自身利益受損，你方發覺原來世上的C君太少。

作為香港市民，你又應怎麼辦？如果你讀完這篇文章，仍然不關心社會發生了甚麼問題，或者選擇不去關心，就請你繼續潛水，因為你根本不緊張這個家園。只不過，到有一天你終於明白原來政府一直支持不公義的社會制度，而議會又無力改變現況，你可能連做C君的選擇都沒有了。

C君追求的，只不過是本來應有之卑微權利：法團成員本來就應該代表居民、管理處要為居民而不是個別權貴服務......等等。爭取普選不等於搞事，因為議員本來就代表人民，政府官員根本只應向人民負責。

C君或許最終只能搬家，眼不見為乾淨。但作為香港人的你，卻仍可以積極改變現狀。你的參與很簡單，不過是行使本身的應有權利：投下神聖一票，授權你的代表管理你的家園。

不要由大業主告訴你甚麼是對，你才是這個家園的主人。

寄生的盛事

早前《信報》副刊八十後論壇取世博為題，其中〈遊世博 看街頭表演〉一文，作者分享他如何「感受了一半的世博」。所謂一半，乃因作者到訪之時園區仍未竣工，只能在外圍走了一轉。這讓我想起多年前一段類似經歷。

二零零四年尾，當大眾正翹首期待主題樂園落成之際，我因工作關係不時走進那片塵土飛揚的工地。當時樂園已見雛形，入口大道兩旁已種植好棕櫚樹，城堡近乎完工，老鼠、小熊、鴨子等塑像亦隨處可見，只是地面還未砌好，某幾個景點仍在趕工。

原文作者說世博吸引他要「再多去一次」。相反，主題樂園竣工後我從未有一絲進園遊玩的衝動。是不喜歡主題樂園嗎？不然。當年到加州連玩兩個樂園，還有意猶未盡之感呢。我想，是有一種抽離感在作怪。

樂園的賣點當然是一個個經典故事和角色，但對由日本漫畫養大的一代而言，這些騙小孩的故事和擬人化的動物並不特別誘人。樂園剩餘的價值，大概只有「大堆頭」花車巡遊和（不甚刺激的）機動遊戲。美式主題樂園於此地不過是一種舶來娛樂，本質和周遊列國的馬戲團無甚分別（只是前者規模更大，然而消費者所得的歡樂卻又未必更多）。這玩意兒好比寄生蟲，放在哪兒都一樣。它和宿主沒有甚麼關連，亦沒有為宿主帶來太大好處。

上海世博會否是另一條寄生蟲？它當然能讓訪客窺視嶄新科技並前瞻未來生活。不過，上海最吸引的地方，或者說最值得專程前往的理由，是她的獨特體驗，例如令原文作者感動的地鐵車廂賣唱青年，和其展現的上海文化氣息。於我而言，上海的魅力是她上承數千年中華文化，揉合早期開放港口帶來的洋味，冶煉出一種難以言傳的都會風貌。這種味道只能親身在當地感受，也沒有其他城市可代替（正如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女人，一個湖南妹要演活實在很難）。

世博之於上海，根本是一件抽離的事物。很多人說到看上海世博，其實可以省去「上海」二字，或者視「上海遊」為吃飽世博後之甜點順道嚐嚐。原文作者提議「親身到上海，走入民眾，作一次『Lonely Planet』式的實地體驗」，確然如此。把是次盛事的意義宏觀地視為「結合世博和上海文化的經歷」，或許會是靠世博推廣上海的好賣點。

繼奧運後，我城去年也為辦了地區運動會而沾沾自喜，明天上海世博將揭幕，今年底則有廣州亞運（對岸還有一項較少人留意的國際花卉博覽，今年十一月起為期半年）。不少人視辦盛事為吐氣揚眉之舉，只是在爭相競辦之餘也要明白這個遊戲應該怎麼玩。真能通過盛事把主辦城市的獨特魅力推廣出去倒還好，怕就怕遊人一如小朋友吃夾心餅般，舔盡中間的果醬，卻把餅乾丟棄了。可憐這兩塊餅乾，還是為了一振國威而不惜工本製作的呢！

為何博客？

聽說，亞洲有個國際都會。它的名字經常與「文化」掛勾，後綴「沙漠」二字。那裡每年夏天都有盛大的書展，由熱衷推廣商業活動的貿易發展局主辦。那裡的人很愛閱讀，車廂裡的通勤客都人手一報，最受歡迎是數字特多的財經新聞和圖片豐富的娛樂消息。那裡的大學入學率很高，也設有文學院，上課的大樓是拍攝婚紗照的熱門景點。那裡每區都有圖書館，更有流動圖書車，本地文學大概能擠滿一兩個書櫃。那裡總是有愛書的人，還有書店老闆被賣不去的書壓住，永遠活在書堆下。在這樣的鬼地方，誰會希罕筆耕？

博客。

一個週五下午，我在會議室呆坐兩個小時，耳聽枯燥的數字和賭氣的爭論，雙手卻伸進桌下撥弄手機，閱讀高鐵撥款的最新消息。旁邊的同事瞧見，低聲問道：「看即時新聞嗎？」我把手機畫面翻給他看。「這是甚麼來的？」他瞄了一眼，再問。「Twitter。」我答。他搖搖頭，顯然對這件小玩意一無所知。

同一時間，成千上萬同樣被困在樊籠裡的人，思緒都乘着Twitter的翅膀飛到立法會那邊。那個下午，很多網友在立法會門外拼命寫微博（micro-blog），報導撥款會議最新消息。這些以「#stopxrl」為標記的文章，一整個下午不停更新和轉貼，數量有如雪球越滾越大。由於讀者遍佈全球，有人特地翻譯這些微博成英文轉貼，更有內地網民以簡體中文討論。即使撥款通過後，現場依然有網友用文字直播警方包圍圈內的情形。這些人並非受薪記者，卻堅持默默發佈新消息。他們為甚麼而寫？

台灣時報資訊和台北縣文化基金會舉辦的2009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結果於去年底公布，「年度部落格」桂冠落在《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作者是一個職業記者，參賽自我介紹為「左手寫新聞報導，右手寫新聞以外的觸動」。很多人寫博客，內容都是風花雪月的生活紀錄。這個博客的特別之處，正如評審所言，是「將發生在台灣社會各個角落的現象、甚至不見容於主流媒體的報導，透過部落格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全心全意透過鍵盤貫注對於人和土地的愛、以及令人清晰感受到溫度的正義感與熱情，以其他人可能感到猶豫的方式，為讀者揭露出生活環境中往往看不到的另外一面。」（註一）

博主Chyng在入圍感言裡說道：「很早就開始部落格書寫，高三到現在也快十年光景，但在初始那幾年，部落格對我而言只是喃喃自語的小天地…就這樣過了幾年，樂生運動（註二）在部落格圈燃起一片野火，寫了幾篇文章…才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名部落客』，也才慢慢知道，『部落格不僅是樹洞』…但太多事讓人氣血攻心，媒體環境敗壞…於是覺得獨立發報台也好，能散播一點是一點，畢竟我也為那些事觸動」（註三）。由最初自說自話的樹洞，變成今日仗義直言的發報台，博客內容「報導比例多了、軟性書寫少了」。她利用公餘時間寫文章，內容廣及人權、環保、勞工事務、天災、教育和民生等範疇，單單零九年便完稿二百六十四篇，比不少民選議員發言次數還要多。這是何等偉大的成就？她的文章沒有職業論政者的老練和世顧，卻有更豐富真摯的情感，是關愛家園者的諍言。

這次活動還有不少這種社會觀察的博客，例如以環保為題的訊息觀點組「首獎」《環境報導》和「推薦優格」《新南極轉運站》、報導社區人物故事的公共參與組「推薦優格」《小魚媽媽故事部落格》，以及眾多書寫民生、政策和人權事宜的入圍作品。或許正如評審所言，「政客、污染、災害、復育等等問題…早已悄悄成為我們生活中或許不願擁有、然而也已經難以切割的一部分」。月旦政事，已不只是政評人和傳媒的神聖職責，也可以是持份者貢獻社會的方法。

隔岸那一端，同樣有人透過互聯網為社會診病。去年一本引起熱話的書《中國猛博》，為17個這樣的博客作傳，包括連岳（因為廈門興建二甲苯化工廠在博客發言，「串連」萬人「大散步」）、艾未未（曾發起公民調查死難學生人數，寫文章紀念六四）和曾金燕（因為丈夫胡佳被捕，走到網上發文「尋夫」）。他們所受的打壓層出不窮，最小兒科的是刪文和閉站，嚴重點會受恐嚇，胡佳因在網站發文論政被囚，曾金燕更遭公安軟禁，據說幸得網友突破防線送上奶粉，才不致襁褓女嬰斷糧。然而，他們仍然堅持直抒己見，說一些不容於傳統媒介的真心話。在萬馬齊瘖的環境裡，互聯網彷彿成了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者的最後活門。

相比只因說話便身陷險境的他們，我們是幸福的一群。在這個國際都會裡，我們可以站在立法會門外，一邊高呼口號一邊上網大寫特寫。此地博客猶如雨後春筍，可能有千百種原因，但當中肯定包括為良知感召而發聲。傳統媒介未必容得下這些聲音，但網絡世界提供眾多討論區和獨立媒體等平台，給博客就社會問題痛下針砭。

在這個互聯網年代，爬格子的意義不一定是成為大作家。正如Chyng自言，博客孜孜不倦的寫，要「和觀看這些文字的人，一起在迷宮中闖蕩」。


註一：全文見http://blogaward.chinatimes.com/2009/winnerlist.htm

註二：指保護樂生療養院運動。由於興建捷運支線，該歷史悠久的療養院面臨清拆危機。保育人士紛紛挺身抗爭，近似香港因填海清拆皇后碼頭一役。

註三：全文見http://gaea-choas.blogspot.com/2009/11/blog-post_21.html

曾蔭權實不能也？

昨天鄭經翰先生於《信報》撰〈曾蔭權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一文，指出泛民主派要求特區政府承諾不遲於二○二○年落實取消功能組別是「強人所難，不可能辦到」。理由是，《基本法》規定如要修改二○○七年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必須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除非佔立法會議席半數的功能組別議員願意放棄政治特權，否則任何取消功能組別的政改方案必然不夠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鄭於文末的結論是，「曾蔭權實非不為也，而是不能也」，最多只能「向人大常委員提交報告，建議修改《基本法》的規定，以便可以順利落實真正雙普選的目標」。

功能組別議員是否願意放棄口中肥肉？單看連民主派也有人多次連任功能組別議席達十多年之久，可思過半。鄭判斷功能組別議員不會甘於「自宮」（自行去掉手上特權），是道出人性。然而，把曾蔭權形容為「實非不為也，而是不能也」，卻未免把問題簡單化。

《基本法》除了清楚指出立法會產生辦法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見附件二），也明確指出最終目標是「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第六十八條）。由於《基本法》只訂明立法會議員可無須政府同意提出不涉及政治體制的法律草案（第七十四條），加上二○○七年全國人大的決定指出「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決定第三點），特區政府不可推卻改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責任。

特區政府不能一方面承擔《基本法》託付的責任提交政改方案，另一方面卻無視《基本法》訂明的普選目標。以功能組別不會放棄政治特權為由而不推動普選，特區政府何時變得如此窩囊？更何況，假若曾蔭權真的只要求人大修改《基本法》以便落實普選，而人大又竟然同意，那末逼迫功能組別議員集體「去勢」的罪名，豈非便由人大承擔？這是名副其實的借刀傷人了。

其實泛民主派成員的主張各有不同，除了爭取政府承諾不遲於二○二○年落實取消功能組別外，也有要求在二○一二年全面直選者。是故，泛民才有各行己路之舉，既有人推變相公投又有人欲與中央對話。至於所謂建制派也有不少聲音提出一些方案。反觀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不單維持功能組別的半數比例，主事的官員更只不斷重覆人大的決定，即二○二○年「可以」普選立法會。如果不斷強調某個時候「可以」做某件事就等於推動那件事，莫非警察光「呼籲」犯人放下武器便能擒兇？

既然《基本法》訂明最終目標為普選立法會，特區政府就應當推動社會向此方向前進。政府的政改方案裡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提議，美其名在二○二○年「可以」普選立法會之前，藉由增加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來「增加民選成份」。但所謂「增加民選成份」根本沒有向普選目標邁進一步，一則功能組別的比例一模一樣，就如球賽比數由一比一變成二比二，形勢壓根兒沒有改變；二則假如鄭所言屬實，功能組別議員不會願意放棄政治特權，多加五個功能組別議員就是多放五塊攔路石，擋住走向普選終極目標的路。

曾蔭權「不能」解結，便只好耍盡虛招推出偽政改方案，卻又有意無意間把結收得更緊，令普選能變得更遙遙無期。這或許便是「無能之能」了。

尋味

英國有商人發明一種新醬料，聲稱可以令食物增添鮮味。這種名為「味道五號」（Taste No.5）的濃縮鮮味，索價約三英鎊一支，將於英國多間超市發售。

一直以來人們都相信鮮味來自新鮮食材，至上世紀初由日本人發現鮮味的主要成份原來是麩胺酸單鈉（Monosodium glutamate）。後來有日本企業大量生產這種東西，也就是我們經常在食店貨倉找到的「味之素」。這次英國人的「味道五號」，據說乃經精心研製，以多種食材製作。這是味精發明百年後的再進化，還是老產品再包裝？

數年前偶然到訪灣仔一間零食店，產品很多樣化，有蝦片、芋蝦、泡菜和乳酪等。賣零食不稀奇，奇在店主說這些產品曾由不同地方的人試食，經反覆調配，混合出代表各地人士的口味，各有編號。例如某個號碼的芋蝦是廣東人最愛，東南亞人偏好另一個號碼的，北方人又總覺得某個號碼的最合胃口。聽來有點不同思義，出於好奇便blind test了數款（一如當年百事與可口可樂的單盲試驗），最喜歡的果然是號稱最合港人口味那款。店內的其他產品一樣有多種口味，都是店主的「自家作」。

雖然這些零食包裝簡陋（那些泡菜和乳酪都放在家用食物盒置於冰箱而已），也姑勿論味道好壞，這種用心鑽研食味的態度，卻是快餐當道味精橫行的今日香港所罕見。以往外國人以中國餐館症候群（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形容因吃下含味道食物引發的敏感症狀，想是中國餐廳倚靠味精挽留食客所致（或許也帶歧視色彩）。後來老外發現味精的「妙用」也禁不住誘惑，現今歐美生產的零食，查包裝袋所示成份味精總有一席之地。堅持天然方法烹飪的食店倒變得罕有，一如有機蔬果般，量少而價高矣。

「左仔」的代價

讀週日《明報》安裕〈天地有正氣〉一文，刺中一個纏繞心頭很久的問題，誰還可堂堂正正說自己「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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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裏有的朋友是值得尊敬的，我說的左派是狹義上的左派，用今天流行的表達方式來說那是親京派。不必為賢者諱，陳婉嫻的豁達大度早已是政圈美談，本來回歸前的鄭耀棠也很好，可是一濶臉就變，當上行政會議成員後的鄭先生變得不堪，元旦中聯辦遊行後忽然蹦出一句「北京震怒」，我把那天穿西裝的鄭耀棠從此剔出可敬左派的名單…

到底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抑或是確確實實變了質，香港的左派這些年實在令人失望。那天公民黨社民連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以民建聯為首的左派陣營議員集體走出議事堂，還特意留下那陳鑑林提出點人數的請求，務求會議流會為止，務求不讓那五位議員說不出一句話為止。那是令我深深感到香港左派脫離群眾的一天…

當工聯會的王國興步出議事堂大叫大嚷的那刻，我想到一個人的名字﹕張志新... 文革期間，張志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執行死刑前，官方怕她吶喊，竟先割了她的喉嚨才送上刑場。左派議員集體退席那天在時空文錯之下，議事堂變成了鬥垮鬥臭反革命分子的刑場，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梁家傑陳淑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港版張志新，霍然而起並離開的尊貴議員的是面目猙獰紅衛兵…

那天晚上，我找出回歸後立法會因為議員退席而流會的資料，那次是立法會準備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去世默哀。讀了網上檔案，我心裏感到深深的哀傷，香港的左派什麼時候淪落到這個地步，我在想，是不是傳媒或評論人或所有像我這樣搖筆桿的，應該從此把「左派」這兩個字從這些人身上拿走，乾脆叫他們親京派好了…

在中國的改革歷程裏，沒有人會否定趙紫陽的貢獻，至低限度，四川一億人民在文革剛過的蹣跚日子裏有過「要吃糧，找紫陽」之說，三餐溫飽在剛結束批鬥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是綱的天府之國是天跌下的厚禮。這幫左派議員究竟為甚連向功在人民的趙紫陽去世表示哀思都要用敵我之間矛盾的二分法對待，非得不要把動議默哀的民主派打翻在地再踹上一腳不可？

香港的左派從來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從上世紀初的省港澳大罷工的工會組織，到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鬥爭的死傷枕藉，香港左派走過直路也走了彎路，但哪個時候的左派是像今天那樣要依附權貴？也許會有人說，那年頭是港英殖民時代，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天翻地覆慨而慷吶。我不同意這種砌辭，今天香港的左派仍是以工會力量為主，雖然左派裏自命品牌高人一等的民建聯一些人不是這麼想，但我完全相信，從陳婉嫻到黃國健他們都不願趁這趟渾水。只要在工聯會過了幾年集體政治生活的，肯定像陳婉嫻那樣感到難以與同區的盟友陳鑑林為伍。這不是說陳先生人格有問題，而是陳先生及其背後的民建聯，與其說他們是左派，毋寧說是保皇黨也會更恰當…

當社會不分左中右都對羅海星的去世寄以哀思，紀念他在中華民族大是大非關頭的英勇行為而三鞠躬的時候，香港當下紅得發紫炙手可熱的左派同志應該反躬，到底是什麼搞得香港的當紅左派裏外不是人遭人唾棄？答案是少了自省…

我想說的是司徒華的愛國。回歸之前，社會傳言左派傳媒鮮見對司徒華人身攻擊，儘管他是中共眼中釘的支聯會主席，但左派陣地對司徒華卻是迹近迴避的拒絕兵戎相見，有說講法來自新華社官員﹕司徒華是真正愛國的…

不是以新華社來形容或叙述什麼，也不知這一種說法是真是假，但這句話卻反映出人們是認同司徒華是愛國的，而這愛國，是中國，不是今天一些人捧到上天的中共。愛中國，不代表愛中共，把中國和中共分開，這是司徒華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項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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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區議會選舉論壇，曾有這個有趣而可悲的場面：梁安琪（不是四太太）質問尋求陶君行（2010年初剛剛當選社民連主席，同時又剛巧被控於去年十月一日襲警）究竟是「泛民」還是「左派」，縱使陶先生不斷解釋，梁小姐依然要把「泛民」和「左派」區分。（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ZM7qsByjwf0）

關心社會的人，不少都曾墮入這種二分的矛盾：自己的理念是右還是左？我支持五區公投，那我算右派嗎？上谷歌或維基百科輸入「Political spectrum」可找到相關理論；不想讀文字的，可找「Nolan chart」（雖然諾蘭曲線只是其中一種表達手法，卻是很易懂的政治ABC）。（過份）粗略的說法是，以政治理念定位，擁護個人自由在左，反之在右；以經濟理念定位，支持自由經濟為右，反之為左。把兩條線性光譜結合，就能得到一個平面圖。明白這些，就明白為甚麼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會被形容為左傾，對比相信保守主義的布殊政府，出手干預市場又在人權自由上更出力的奧巴馬自然較左（雖然民主黨的國家主義和經濟右派思想亦很重，但在個人自由觀之又比共和黨較左）。

偉大祖國的現政權上台前，政策綱領上承馬列思想，有濃烈的左傾意識，觀反當日的國民政府就是大右派。到打下了江山手握權力後，右手漸漸壯大，把左手都壓下去，甚至發生所謂「反右運動」這種本質上就很右的事情。既然政權以「左」自居，擁護者便自稱「左仔」，反對他們的居然都等於「右」了。

又因如此，很多香港人開口閉口說自己屬於左派，甚至前綴「傳統」二字，然而思想卻非常右。一個「左」字在香港，幾乎等於「建制派」＋「親中／京」＋「非泛民」。最近讀梁文道《常識》一書，〈西方傳媒不是鐵板一塊〉一文提到，「本來嘛，我從馬克思追讀到齊澤克，思想上一直自認是左翼分子，香港還有人批評我想復活共產主義呢。 偏偏內地卻有人見我老講民主，於是將我歸類為右派，甚至推測我一定是美帝走狗。 查『左派』一詞本來就源自法國『三級會議』上坐在國王左側的激進民主派，左派不講民主難道還要讓右派講嗎？」

沒有梁文道的博學，但他的處境我也身同感受。每次和別人說起政治取向，只要以「左」字形容自己，幾乎肯定換來嘲笑。然而多談幾句後，總是發現那些自稱「左仔」的，思想竟然都比自己右。不怕自稱「左」，卻也不想每次都要花唇舌解釋甚麼是左（然後對方還是堅持自己才是左），又或者被支持民主者痛罵，到最後這個「左」字已不能堂堂正正說出來了。

在香港，或許這就是做一個貨真價實的「左仔」之代價，一如真正愛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華叔，莫名其妙變成「漢奸」數十年了。

月巴女且

週末逛影音店，櫥窗剛換上全新推介唱片，是睽違多年的張學友。介紹文宣不外強調音色和實力，寫不出甚麼新花樣。卻有另一件事令我的眼珠停留。是一首歌的名字：《月巴女且》。

 

中文字的方塊造形，令文字在通訊以外平添玩樂之效。每逢新春喜慶，總見「招財進寶」四字合拼的揮春。多年前曾設計一個網頁參賽，內容關於收藏品，便把「玩物」二字拆開取名「王元牛物」。無用之物強要收藏正是「玩物」也。

 

《月巴女且》卻非遊戲文字而是傳情達意。張學友以往曾藉「給朋友」一曲悼念故人，今回取《月巴女且》為歌名，想必為紀念已逝者。時光飛逝，一晃眼沈殿霞離世已兩年。把「肥姐」二字脹大一倍，切合沈殿霞的肥胖身型，是神來之筆，十分傳神。以其別名玩文字把戲，也正對香港人對她的愉快回憶。從來傳頌多時的歌曲，多以動人歌聲或雋永歌詞聞名。這首《月巴女且》，卻是見其名必想起其形，叫人懷念「開心果」家傳戶曉的笑聲。正如歌詞這一句：「誰愛上笑這就叫念掛／因你的笑照顧着大家」。

新浪潮‧80後

當法國新浪潮（New Wave）電影導演伊力盧馬（Eric Rohmer）逝世消息傳出之時，我正在重看徐克導演的《倩女幽魂》。或許由於徐克在美國修讀電影，很多評論說他的作品風格較為西化。其實，這位香港新浪潮導演的電影也經常以國家、香港和民族為題。

他早期的《第一類型危險》充滿無政府主義色彩和反殖民意識。《上海之夜》透過小人物在戰前戰後的錯過又重逢，道出處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人如何在離開與留下之間抉擇。《黃飛鴻》系列的一代宗師，在清政府和西洋列強的夾縫中保家衛國，尋找「民族」二字意義，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改編《笑傲江湖》的《東方不敗》，以宦官禍國的明朝末年為背景，比照九十年代以來神州吏治敗壞的景況也饒有深意。

和徐克一樣，其他香港新浪潮電影導演，例如譚家明、方育平和許鞍華，一樣曾負笈海外進修電影，一樣通過電影省思社會現象。譚家明《烈火青春》描寫新世代的離經叛道，方育平以《父子情》側寫社會急速發展之時傳統家庭觀念與年輕一輩的矛盾。許鞍華更是一直堅持拍攝社會題材，從《投奔怒海》到兩集《天水圍》，二十多年來一直旁敲側擊各種公共議題。

新浪潮電影的老祖宗，六十年代一批法國新銳導演和《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雜誌影評人，正是鼓吹通過電影反映和批判社會。在風雲變色的七、八十年代，一眾年輕導演去國數年紛紛回流香港。經過文化差異的洗禮，故園在他們眼中已是換了人間。他們以嫻熟的技藝、批判的手法和敏銳的觸覺，以電影重新探索自己的家鄉，毫不留情點出社會的陰暗面。這些都是「海歸」創作人故土尋根的肺腑之言。徐克曾說：「我的影片比較多以動亂時代作為背景……可能這是我自己作為海外文化工作者心結的外露，也可能和香港近十年來處於不安的狀態有關。」（見〈既是末世，又是創世的開始─專訪徐克〉，一九九二年十月號《明報月刊》）


今天，香港正經歷另一個不安的十年，居港權事件、廿三條立法、領匯上市、政制改革、人大釋法、清拆皇后碼頭及天星碼頭、消滅囍帖街、興建高鐵……社會事件此起彼落。當新浪潮導演北上的北上、停產的停產、退休的退休，社會正冒起另一批同樣年輕、同樣把激情化為力量的新生代。他們在網上月旦時事，跑上街頭為公義抗爭，喊出心底裡的香港價值，一如新浪潮導演以電影明志。

有人說這些社會議題和年青人風馬牛不相及，他們的拍拖勝地並非皇后碼頭，未曾光顧過囍帖街的舊式印刷店，更不用說像菜園村居民下田幹粗活。但正如一名反高鐵青年在電視訪問所言，這一代人從出世便活在繁華都市之中，沒有見過田野風光。香港從哪裡來，老人家口中的鄉土情，對他們來說實在太遙遠。過度發展掏空這裡的歷史和文化，整整一代人成了失去自我身份的遺民。一如新浪潮導演重訪舊地尋根，年青人保衛皇后天星這些不屬於他們的歷史，嚮往菜園村的鄉郊生活，其實是重新認識家園，為記憶補回失去的意義的一段歷程。

可惜，社會未必（願意）明白他們的心態。正如港英管治者把反政府的《第一類型危險》列為禁片，特區官員亦沒有視年青人為社會的持份者，只懂矮化他們「最關注的可能是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或者在答問大會說關注他們的不滿，卻拒絕與數步之遙的絕食青年對話（然後繼續不明白他們的想法）。又如《父子情》裡的嚴父謹守傳統觀念，社會大眾依然覺得年青人「少不更事」，不懂為「長遠發展」及「整體社會利益」着想（縱使他們關注的公義、民主和自由比經濟發展影響更深遠）。他們在大眾眼裡，或許類近《烈火青春》裡叛逆青年的形象（當然，社會上也有長輩按自己意願倒模生產的「優秀學生」和「傑出青年」）。

說到底，假如觀眾買票入場全為娛樂，他們就只懂以顧客心態看戲，批評影片不符合心目中「好戲」的標準，而不會覺醒對白正是說給自己聽。接連數個週五在皇后像廣場目睹途人如何指責年青人，看過《城市論壇》裡老中青舌戰，見過專欄作者對他們口誅筆伐，我不難理解社會為甚麼要標籤這一班關注公共事務的人為「80後」。一直以來，我們都把自己看不懂的電影通通歸類為「文藝片」，從不考慮買票入場。

去年台灣有一部名叫《不能沒有你》的「文藝片」，內容由真實事件改編，指控官僚害苦人民。電影除了在業界廣受注目，獲得金馬獎數個大獎，媒體曾廣泛報導。官員也趨之若鶩，有市長包場請市政人員觀看，總統馬英九甚至帶領官員同看，看罷更語重心長呼籲政府避免官僚文化。反觀香港，大家都缺乏虛心納諫的心態，《等候董建華發落》和《三條窄路》等探討社會問題的電影沒有得到官員的青睞，也沒有引起社會上太大的關注。此所以五區苦行於大眾而言，不過是打鑼打鼓的嘉年華；市民爭相拍攝苦行者，是要記下鬧市奇觀。

徐克曾以這一句形容自己在九七問題出現後的創作心態：「既是末世，也應是創世的開始。我們何不用創世的精神去面對末世，這麼一來，創作更有生氣，作品也更有劇力。」（見〈既是末世〉一文）即使過去數年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投入啟蒙浪潮的年青人卻越來越多。屢敗屢戰的背後，保衛家園的推動力，就是要令香港重生的心態。這不是甚麼「80後」的躁動，是「新浪潮」經已席捲而至了。


原刊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信報》

齊齊玩鋪勁

公社兩黨剛公布五區公投，旋即惹來反對意見。民建聯的聲明說五區公投「只有破壞」、「無建設性」和「極不負責任」，認為香港沒有公投法例，藉由補選推動所謂公投是欺騙選民。公聯會鄭耀棠則批評此舉耗費公帑，要求辭職議員向市民交代。

敢問一句，有何不可？補選花費納稅人金錢，又要動員政府人力物力，這些都沒錯。然而法律容許議員辭職，補選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既有的規定。簡單來說，是利用現有機制達到政治目的。

某些政黨似乎對同儕這樣借機制「玩野」深感不滿。最近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高鐵撥款，議員按議事規則接連發問，開會逾十小時仍未能表決。有議員指財委會主席劉慧卿把關不力，建議提出不信任動議，亦有議員批評立法會職員，指其協助反高鐵者玩「拉布」。

玩弄機制於政界是司空見慣。當年曾先生搬入禮賓府，翻新兼加建魚池共花費一千四百五十萬，剛好低於撥款一千五百萬元必須立法會批准之限。資助市民換慳電膽由電力公司出手，卻同時加電費，恰巧又是明目張膽借利潤管制協議「過橋」。

這次反對黨不敢搞武力革命，只利用機制叫市民表態，實在只是以卵擊石的卑微要求。回歸後立法會保留不能代表普羅市民的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只有否決權沒有提案權，任命行政長官沒有經民意授權，政府還可隨心所欲要求人大釋法，這些都是根據中央精心編制的《基本法》行事。既定下遊戲規則，又掌握所有行政資源，根本是「揸莊又買閒」的手法，兩手牌都在控制之中，誰夠膽（也夠蠢）落場玩就已經輸掉一半。難得有賭仔找到機會「博一鋪勁嘅」，那些日日舔莊家屁眼，鋪鋪扮買閒其實靠莊家檯底回佣開飯的爛賭鬼，卻又深恐挑戰者行運「扑中」，於是局還未開便先跳出來詆毀人家「出千」。輸打贏要，抹黑打壓，如此醜態畢露只為區區五斗米，其人腰骨會有多直？

這些爛賭鬼一直否認變相公投可信性，卻又說考慮派人參選。假如他們勝出，便可既得席位又吹噓市民接受政府的政改方案；要是輸掉則可淡化成「不算公投，只不過是補選議席」。這種招數，好聽一點是進可攻退可守，實則是怕輸。真有腰骨的，應該鼓起勇氣正面迎戰，說服市民擁護你們的政改方案。

其實，中央早已佈下天羅地網，通過機制把香港前途牢牢抓住。不論支持或反對政府者，從來沒有機會真正向大莊家表態。所謂變相公投，反政府者固然可表達意願，追隨領導指示的人亦未嘗不可藉機拉攏市民。真正得民心者，自然得到選票。香港人，何不放手一博，真正玩鋪勁？